答辩失权建构设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鲍艳

中文摘要
答辩失权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别制度，对保证诉讼公正和效益的实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答辩失权大致有两种模式。尽管各国在具体的构建及立法的技巧等方面存在细微的不同，但将整个民事诉讼分为准备程序加上一次集中、连续的开庭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立法潮流。多年的实践表明，答辩失权制度运行效果较为明显。在民事诉讼改革的今天，通过对各国相关立法进行分析探讨，并结合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笔者提出建立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答辩失权制度，并建构相应的程序保障制度。以此充分发挥答辩失权制度的作用，更好的进行审判工作，赋予法律权威，公正，效率。


关键词：
答辩失权 辩论期日　　

一．答辩失权概述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重要性及其独立价值日益凸显。审前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固定、整理争点和证据,为此,我国已确立举证时限及证据失权制度,而与之相配套的答辩失权制度尚未确立,导致证据失权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之功能。因此,建立答辩失权制度乃是当下审前程序改革的当务之急。
答辩失权主要是指法律明确规定诉讼中的一审被告和二审被上诉人在规定的期间内，因没有实施答辩行为而丧失以后的答辩权利。
答辩失权不是一种单一的规定或制度，而是民事诉讼理念和精神在诉讼制度中的体现，对保证诉讼公正和效益的实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失权即原有权利的丧失。在民事诉讼中，有一系列的失权制度。民事诉讼中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原本享有的诉讼权利因某种原因或事由的发生而丧失，一般来说，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享有某些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这些权利行使和丧失的条件。法律上的任何权利的存在与行使都与实际生活相关联，都是有条件的，当实际的法律条件发生变化，失权的结果就自然会发生。诉讼是与时间和过程统一的，即所有诉讼权利的丧失均以时间的流逝即时限的届满为基本前提，因此从时间上看失权可以被认为是诉讼权利的时效。民事诉讼中的失权制度主要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考虑程序公正的必要性。这是因为，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对立性，其中一方当事人通过迟延诉讼可以获得诉讼上的利益或优势，比如在答辩时，出于诉讼策略和技巧的考虑，被告或其律师不提交答辩状，或者即使提交答辩状，也不明确提出答辩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以谋求在诉讼中规避法律或占有诉讼上的优势地位。因此，从失权制度的本质来看，失权制度反映了程序的正义性或诉讼的形式正义性，这与实体正义或实质正义显然不同。当今各国大多都有答辩失权制度，答辩失权的直接法律后果是法院将答辩的不作为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
关于被告的答辩的性质，传统观点认为这是被告的权利，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但随着现代民事诉讼理念的完善，这种单纯的从保护被告的角度来配置民事诉讼权利的观点，已成为一种过时的、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平等原则内在要求的观点。 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被告提交答辩状进行答辩既是被告的权利又是被告的责任，被告是不能放弃的。总的来说，确立答辩失权的价值基础在于程序的公正性、对话性、效率性和安定性以及诉讼平等，并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尽管各国在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构建及立法的技巧等方面存在细微的不同，但将整个民事诉讼分为准备程序加上一次集中、连续的开庭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立法潮流。无论属于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将争点的整理与缩减视为准备程序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为达此目的，各国都先后对本国以前的诉讼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起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答辩失权制度。多年的实践表明，答辩失权制度在上述各国运行效果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利于案件的和解。当事人之所以发生纠纷，原因无论多么复杂，大都可概括为对事实或法律的认识不同，进入诉讼之后，通过当事人相互间的诉、答，双方争议的焦点得以凸现，加上随后的证据提交、法官心证的有限表明，在裁决前当事人已可以预测到裁判的可能性，从而权衡利弊，双方开始妥协，观点彼此接近，产生出和解的动力。美利坚民族一向被公认为是一个好诉的民族，但自1938年施行《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后，当事人通过诉、答及其后的证据开示、审前会议，90%以上的案件都得以在庭前和解。在其它实施答辩失权、证据开示等相关诉讼制度的国家，其结果与美国均相类似。
第二，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少数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后，由于已经过争点整理、证据开示等一系列准备，因而审判对象特定而具体，庭审紧凑而有效率，更利于法官发现真实和依法裁判，从而提升了裁判的质量。
第三，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对立性，其中一方当事人通过迟延诉讼可以获得诉讼上的利益或优势，比如在答辩时，出于诉讼策略和技巧的考虑，被告或其律师不提交答辩状，或者即使提交答辩状，也不明确提出答辩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以谋求在诉讼中规避法律或占有诉讼上的优势地位。与证据失效制度相配套，答辩失权促使当事人及时有效地提出答辩主张，使对方当事人掌握了解其立场和主张，有利于实现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平等。
虽然各国的答辩失权制度在具体建构上有区别，但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制度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这一制度，而我国至今没有完整的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着被告不应诉、不答辩或不作实质答辩的现象，以及当事人和律师对第一审审理不重视甚至漠视的情况。严重影响着审前整理集中争点，不利于追求审判公正和效率。因此，在民事诉讼改革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我国立法现状，并对法律之林中各国相关立法进行分析探讨，探寻一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答辩失权制度的作用，更好的进行审判工作，赋予法律权威，公正，效率。

二．我国现今立法状况及其弊端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重要性及其独立价值日益凸显。审前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固定、整理争点和证据，为进一步深化我国民事审判改革，克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之弊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确立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从而建立了我国的证据失权制度。而答辩失权制度作为证据失权制度的配套实施措施，其建立和完善是证据失权制度发挥功效，实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之关键。因为仅有证据的集中而没有争点的确定与整理，是很难直接向诉讼集中靠拢的，而且对当事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只有构建我国的答辩失权制度，才能保障证据失权制度的有效实施，并实现其价值目标。
现行法律有关民事答辩制度方面的规定及其缺陷《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该条第2款又规定：“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5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给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该条第1款虽然规定了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但没有明确规定被告在此期间不提出答辩的法律后果。而且从该条第2款后段的内容看，意味着被告即使不提出答辩状也不会影响被告今后进行答辩。因此，学者普遍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被告答辩被设计成为任意性规定，成为一项单纯的诉讼权利。” 而《规定》第32条虽然指出：“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但没有规定不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的法律后果，因此，并没有确立答辩失权制度，而仅仅是更强调答辩人有答辩的义务，被告不提出答辩状对其实体权利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庭审中，被告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不因此受到任何限制，答辩显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只是权利的一面。
现行答辩制度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渐深入，已愈来愈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其缺陷在实践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主要有：
1．被告故意不提交答辩状，在庭审时对原告突然袭击，有违诉讼平等原则。民事诉讼是对立当事人之间的争讼，这种争讼关系的基础是民事实体法规定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平等权利义务关系。反映在诉讼上双方的诉讼权利义务是平等的，换言之，当事人之间的平等性是民事诉讼得以进行的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 。作为法院必需注意到这一特点，并在审理过程中，在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举证、陈述、答辩等方面以及其他的程序事项上保证当事人双方有均等的机会进行攻击和防御。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将起诉状副本送达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便暴露无遗，被告由此充分准备了对付原告的办法，而此时如果被告不提出答辩状，故意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这就在实质上剥夺了原告的庭前诉讼知情权，使原告难以做好庭审准备，双方的诉讼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违背了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要求。
2．被告不提交答辩状将妨碍原告有效行使举证权，并无法杜绝诉讼突袭现象的发生。根据《规定》第34条规定要求，双方当事人均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否则逾期将被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是如果被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不提出书面答辩，则原告无从知道被告的观点和主张，将导致原告提供证据“无的放矢”，难以有效举证。因为，原告在此次提供的证据，不仅是支持其主张的证据，同时还应是针对被告所提出的答辩主张而提供相应证据作为攻击与防御的方式与手段，而此时被告不答辩，原告攻击、防御被告的证据就难以有针对性地提出。同时原告还容易遭受被告的诉讼突袭。由于无答辩失权制度，被告可将原来应在答辩阶段提出的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其所依据的事实、理由进行的反驳放在庭审时运用，突击提出反驳证据(反驳证据是指一方当事人为证明其主张而提出证据时，对方当事人并不提出相反证据来否定一个所主张的事实，而是针对证据所存在的瑕疵，如：书证上的笔名为假，或物证是伪造的等等，指出其主张因证据有瑕疵而无法得到证明， 以此诉讼突袭手段将使原告所举证据处于效力不确定状态，使原告措手不及，在庭审中陷入被动。这一方面不利于敦促被告按期答辩，同时会陷入突袭答辩客观上对被告有利的诉讼怪圈。这对原告而言显失公平，也不符合现代诉讼精神。
3．被告不答辩，将使法官难以整理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从而导致诉讼拖延，降低庭审效率。由于被告可随意不提交答辩状，往往造成法官无法在庭审前归纳出双方争议的焦点。这样进入庭审后，要求法官在当事人宣读诉状与答辩状后立即归纳出争议的焦点，显然超出了一般人的认识和诉讼能力。因为焦点不明确，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对抗性、针对性不强，庭审调查难以围绕实质内容进行，致使案件不得不多次开庭才能弄清争点，这必然造成诉讼的迟延。而如果从一个社会整体的审判活动来看，每个讼案的解决都要经过一个漫无休止的过程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生活秩序都将处于停滞或动乱状态，这样诉讼效益问题必将影响到诉讼价值及社会公众对司法程序本身的信赖程度和期望价值。可以说，“久长的裁判是恶的裁判，诉讼过分迟延等同于拒绝裁判。 诉讼拖延既造成了庭审效率的降低，而且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
这些问题都暴露出我国诉讼制度存在着很大缺陷。诉讼制度的改革需要答辩失权制度的建立。然而，具体建构何种制度形式，仍需要研讨各国法律形式，选取一种适宜中国具体情况的制度。

三．答辩失权立法模式及立法背景分析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答辩失权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法院在案件受理后即确定当事人双方出庭的第一次期日到庭并提出答辩状，没有在第一次期日到庭或到庭后不提出答辩状的，丧失以后进行答辩的权利，这种立法例以日、奥为代表。其具体规定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在案件受理后即确定当事人双方出庭的第一次期日，在第一次期日时，要求被告到庭并提出答辩状。没有在第一次期日到庭或到庭后不提出答辩状的，即丧失以后进行答辩的权利。《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被告必须在第一次期日中对原告的起诉状提出相应的答辩状，如果在该期日没有提出答辩状的，被告将丧失抗辩权。 我国的近邻日本，其民事诉讼法经过1926年的修改后，七十多年一直没有大的变动，该法所确立的“一步到庭”的审判方式由于审理案件时间太长，费用太高，致使一般公民远离诉讼，往往用其他方式解决纠纷，民事诉讼法的利用率一向不高。经过日本学术界和司法实际工作者的五年多时间反复讨论，1996年6月日本国会正式通过新民事诉讼法。此次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完善了争点和证据整理程序，并将口头辩论分为两个阶段，即争点和证据整理的准备阶段与集中询问证人和对当事人本人作为证人进行询问后作出判决的集中审判阶段，其目的在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真正明确了争点以后，进入法庭实质性审判。为保证该目的的实现，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经提起诉讼，审判长应指定口头辩论期日，并传唤当事人。其159条进一步规定，在口头辩论期日里，当事人没有对对方的主张予以否定的，视为承认对方的主张。就被告而言，被告如果没有以原告的主张提出抗辩的，也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权利主张。在口头辩论期日当事人没有到庭的同样视为承认原告的主张。这当然也包括被告没有到庭时，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主张。这种立法例在答辩失权的处理上增加了被告到庭的前提，即把被告不到庭作为失权的要件之一。
二是答辩期间作为答辩权行使的法定要件，当法定的期间届满后，被告就丧失答辩的权利，而丧失答辩权的后果是法院直接承认一审原告或二审上诉人的权利主张和诉讼请求，这种立法例以英、美为代表。具体来说，它是确定答辩状提出的期间，当法定的答辩状提出期间届满后，被告就丧失了答辩的权利。答辩失权的直接后果是法院将答辩的不作为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被告败诉。答辩失权所产生的这种严重法律后果必然促使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英国将民事审前程序依次分为传票令状的送达、诉答、证据开示及庭审指导四个阶段，其中的诉答阶段规定被告应针对原告的请求和事实主张作出答辩和驳斥，未作驳斥的视为默认，原告对此不需要举证。如被告不答辩，原告可依《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二章的规定取得缺席判决。 现行《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将审前程序分为诉答（pleading）、证据开示（discovery）及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三个阶段，该规则的第8条第4款就当事人的诉答规定：对必须回答的诉答文书中的事实主张，除关于损害赔偿的金额数的主张外，在应答诉答文书中如果没有加以否认，即视为自认。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制度则规定，被告人应当在收到令状的14天内提出答辩状（抗辩状），原告再针对被告的答辩状（抗辩状）在14日内提出答复书。如果被告没有在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时，原告可向法院的司法常务主任申请不应诉判决，以判决被告败诉。
法国的答辩失权制度的规定与英美等国家相类似，作为集中体现法国民事诉讼程序基本理念和特色的大审法院诉讼程序，将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事前程序和辩论程序两大阶段，事前程序由审前准备法官负责，由其“根据案件的性质、紧急程度与复杂性，随时确定案件审前准备所必要的期限”。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780条规定：如律师之一（法国是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的国家）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各项诉讼行为，法官得依职权或者另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决定终结审前准备，将案件提交法庭。该法第783条同时规定：在终结审前准备的裁定作出之后，不得再行提交任何陈述准备书，也不得再行提交任何供辩论的文书、字据，否则，依职权宣告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在辩论程序中涉及的争点必须是经过事前程序整理的争点，否则法官将不容许当事人对某一争点进行辩论。
此外，德国原民事诉讼程序由于受到“统一口头审理”原则的支配，当事人可以在最后一次庭审结束前提出新的理由，直接导致了庭审的反复与漫长。1976年12月，德国通过了“简化修正案”修订了其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了当事人应承担勤勉处理诉讼的一般义务，其诉讼法第282条规定，案件起诉与抗辩的方式、证据的提交等等，应依据合理、细心的当事人标准，尽早在诉讼中提出；需经对方调查之后才能答复的新论点，必须在庭审之前的适当时间内提交法庭。未能及时提出或提交的新理由或新证据，如对它们的考虑将延误案件的解决，而且此类延误归因于严重疏忽，法院可以拒绝接受（296条第2款）。就被告的答辩，该法第331条第3款规定，如果被告没有将其抗辩的意向通知法院，法院就可根据原告的特别请求，缺席判决原告胜诉，这种请求可以作为起诉状的一部分提出。
从以上两种立法例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各国在具体的构建及立法的技巧等方面存在细微的不同，但将整个民事诉讼分为准备程序加上一次集中、连续的开庭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立法潮流。上述国家中无论属于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将争点的整理与缩减视为准备程序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为达此目的，各国都先后对本国以前的诉讼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起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答辩失权制度。

四．分析答辩失权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
1．英美法系答辩失权的建构背景不同于中国法律制度内涵。
其理由可以先从答辩失权在比较法上的位置来考察。
在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答辩失权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既内在于其特有的“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原理及诉讼文化，又与称为“trail”的庭审样式及其相关的程序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事人双方首先必须自己设法形成攻击防御的态势，才能获得法院的实质性审理。因此，原告原则上自行送达诉状，而被告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以回应。如果被告不做答辩，无论是从无须进行实质审理的诉讼应尽早终结的效率角度，还是出于必须迫使双方展开对抗才能使诉讼进入下一阶段的必要，都应该以“不应诉”（default，或译为“懈怠”）为由判决其败诉。在那里，“开庭审理”（trail）在制度上既不是做出败诉判决的必要前提，事实上绝大多数案件也都未经过此阶段，而在所谓“庭前程序”（pre-trail）中已告终结。这些特点均与英美民事诉讼的“陪审制”（jury）传统紧密相关。
与此相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开庭审理（可称为“口头辩论期日”）则有其自身独特的制度内涵。一方面，可以多次进行的开庭审理并不以当事人双方自行形成攻击防御态势的“诉答”（英美法上称pleading）作为程序前提。另一方面，包含有败诉等实质内容的判决原理上都必须经过开庭审理才能够做出。尽管德国、日本、法国等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现在都设置了较为完备的准备程序，但上述特点却没有改变。换言之，无论被告是否答辩，他只是在开庭时缺席才可能未经实质性审理而遭致败诉判决（只有德国民事诉讼的“书面准备程序”这种特殊情况下才出现了例外）。可以说，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几乎不可能存在相对于“trail”而言的“缺席判决”一样，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原理也很难允许有“不应诉判决”的位置。这一点与大陆法系的诉讼文化有别于英美的“对抗制”、法院从送达到准备程序都更深地介入当事人之间的攻击防御过程紧密相关。
可以看出，就应否引入答辩失权而言，我国民事诉讼的程序结构及制度背景都大异于英美法系而与大陆法系接近，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2．英美式的“不应诉判决”来强制被告答辩，在我国民事诉讼的框架内存在着原理性、结构性的障碍。
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上，“公开审判”除“文革”中的短时期以外始终是一项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及１９８２年最初的民事诉讼立法以前，民事司法实践中早已形成了“作出实体判决必须经过开庭审理”这一得到普遍遵循的惯例或不成文规范。以至形容审判方式改革前原有诉讼模式的特点有“不下判决不开庭”一说，换言之就是如果只能判决结案，哪怕是走一下形式也要经过开庭。所以，虽然是立案时就可能明知被告下落不明的公告送达案件，程序上也需要经开庭审理之后才能作出缺席判决。特别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以来，司法实践中的开庭审理接纳了“公开、口头、对席、直接”等各项程序保障原理，逐渐走向实质化。我国民事诉讼也由此真正开始形成了以庭审为中心的程序结构。开庭审理作为作出实体裁判的必要程序前提，可以说既是一种有着历史的“路径相关”而在司法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规范，又构成了审判方式改革以来推进程序保障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引进“不应诉判决”，如果仍意味着不经开庭审理、仅以被告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为由就作出败诉的实体裁判，则其很难获得正当性且又缺乏可行性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
3．答辩失权不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司法环境。
我国民事诉讼目前的状况是：很大一部分当事人（尤其是被告）都没有律师代理，包括书写、表达等在内的辩论能力常常不足；送达既存在种种困难，在方式上也往往不够规范。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规定被告在答辩期内不提交内容上有着种种技术性要求的答辩状，原则上就必须承担败诉后果的话，给法院（尤其是地处农村或经济不发达地域的基层法院）诉讼实务带来相当的冲击乃至混乱是可想而知的。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民事诉讼的复杂状况，引进任何意味着程序正义观念可能强烈冲击实体正义的制度都应当十分地慎重。 因此笔者认为，在当事人尚无承担“自我责任”的心理承受力、整个社会尚未形成司法终局性意识、整个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仍在不断强化各种事后的和程序外的救济途径的背景下，建立答辩失权制度仅仅或主要在于通过限制当事人的权利而促使案件的快速审结，那么在诉答阶段了结案件将导致更多“官了民不了”的案件。如果司法成本不可避免，宁愿将负担压在法官肩头，也不该对当事人施加过多负担，否则这种暂时性结案的制度设计反而会大大增加纠纷最终解决的成本，并进一步削弱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功能和以此为基础的司法公信力。
4．答辩失权在我国没有完善的相应配套制度。
　　内容提要: 未生效合同的命运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有的可被解除。未生效合同产生了不完全债务；债务人若已经履行了不完全债务，只是不完全；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不完全债务，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不完全债务，构成了先期违约，债权人可以援用《合同法》第94条第2项或第4项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此外，当事人双方也可以协商一致将已经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解除。部分生效、部分未生效的合同亦可作为解除的对象。


关于未生效合同，即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可否作为解除的对象这一问题，崔建远教授曾在《合同解除的疑问与释答》[1]一文中讨论过，采肯定说并阐释了理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务的发展、研究的深入，笔者有不同的想法，有必要抛砖引玉。
一、未生效合同的命运分析
合同已经成立了，但尚未生效，在此期间，一方当事人实施了不法行为，致使相对人若继续固守该合同和等待其生效，就会遭受重大损失，于此场合，若符合法定的或约定的解除条件，该相对人主张解除该合同，应否得到支持？这是实务向法律人提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以下述案件为例加以研讨。
案例一：甲房产公司由A国某有限公司和丙房地产公司出资成立。李某与甲房产公司于2000年6月签订了《项目及股权转让合同》，并得到了丙房地产公司的确认。该合同约定：（1）转让项目为《旧城改造项目》的开发经营权。该《旧城改造项目》的用地面积为45679平方米，建筑容积率为1：2，建筑面积约80000平方米。（2）甲房产公司将包括以前在该项目所投入的款项在内的整个《旧城改造项目》转让给李某，同时同意将公司股权、法人等手续转让给李某，手续由李某办理；甲房产公司将转让的一切手续、文件转交给李某。李某以人民币4000万元将《旧城改造项目》的所有权全部买下，承继甲房产公司退出本项目的一切手续和投资额及延续本项目的开发、经营及管理权。（3）李某在签订合同后的3天内将200万元人民币汇入A国某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同时甲房产公司将其财务印章、公章及文件移交给李某；李某在2000年10月8日前将300万元人民币汇入A国某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余下的1500万元人民币，李某在2001年内分批汇付A国某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有尾数付不清的部分，可用楼宇抵顶。（4）甲房产公司在收到李某支付的人民币1500万元后，应把本项目所有权（包括开发公司的法人、股权）一并转归李某；负责把本项目前期发生的一切费用、清单及原始票据交给李某，负责李某付给的现金及分得楼宇的税费，负责协助李某与村委会签订有关本项目的开发合同。李某负责按上述第（3）条有关付款的规定付款给A国某有限公司，负责将分给甲房产公司的楼宇抵顶部分的住宅按每平方米3000元人民币结算，负责自筹资金开发本项目并在实施过程中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责任（包括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5）本合同书签订前甲房产公司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李某无关，本合同书签订后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概与A国某有限公司无关；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甲房产公司将以前的付款清单及李某今后拆迁须付款的清单予以详细列明，并经丙房地产公司及双方确认和加盖公章；按照双方确认后的清单数目为准；本合同的签订需经甲房产公司、丙房地产公司的确认并加盖公章。
由于系争股东系A国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须经有关主管机关审批，但是其实际办理并未经有关主管机关审批。由于股权受让人李某仅支付了884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经A国某有限公司的多次催要后仍未付清余款，A国某有限公司为此提起诉讼，以李某严重违约为由请求解除《项目及股权转让合同》，重新经营管理甲房产公司。由于《项目及股权转让合同》的缔约双方为李某和甲房产公司，A国某有限公司非缔约方，故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但李某在诉讼过程中认可了A国某有限公司的诉讼地位，且认可了《项目及股权转让合同》规定的股权转让方实际上是A国某有限公司，最终裁判机关支持了A国某有限公司解除《项目及股权转让合同》的主张。
案例二：甲公司欲兼并乙公司，双方签订了兼并合同，其中约定以若干行政主管部门落实一系列优惠政策、放贷银行免除乙公司迄今为止拖欠的贷款利息作为合同的生效条件。在合同签订但未满足生效条件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即开始履行合同，但在确定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而乙公司的大多数职工也反对公司兼并，并停工和不断上访，导致公司无法正常运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由于甲公司的兼并目的难以达到，预期利益化为泡影，加上大部分优惠政策落实无望、放贷银行明确拒绝免除乙公司的贷款利息，甲公司遂提出解除该兼并合同。乙公司以合同解除只能针对有效的合同作为理由，予以抗辩。
上述案例一提出的问题是，该案中司法机关的裁判根据为何；案例二提出的问题是该兼并合同是否可以解除。笔者认为，未生效合同即已经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其前途如何应区分情形而定。第一种情形是合同无效。如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违反这些规定的，转让无效。[2]上述案例一中的《项目及股权转让合同》，因主管机关外经贸委不予批准，以致股权转让行为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违反了该条例的规定，应归于无效，不再适用合同解除制度。[3]第二种情形是，当事人通过其行为或言词已经变更了原合同的生效条件，变更后的合同已经生效了。例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始期或停止条件，在始期尚未届至、停止条件尚未成就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都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或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义务且对方认可，则宜认定该合同已经变更，去除了始期或停止条件。此类合同可以是解除的对象，对此未见有反对的意见。[4]第三种情形是，未生效合同因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或终期届满而彻底地失去效力。例如，某涉外《股权转让合同》规定：“本合同如自签字盖章之日起18个月内，政府主管部门未审批的，自动失去效力。”该合同只要自签字盖章之日起已逾18个月，即使政府主管部门并未做出不予批准的决定，也归于消灭。第四种情形是，未生效合同既非无效，又未经变更成为有效，继续处于尚未生效的状态。上述案例二即属此类。属于此类的还有：合同虽然尚未满足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第1款规定的条件，但并非审批机构不予批准，只是尚待时日，就属于尚未生效的合同。此类合同可否解除尚存疑问，下文将专门进行讨论。
二、未生效合同作为解除对象的理由
未生效合同可以作为法定解除的对象，其理由如下：（1）合同解除须以有效成立的合同为对象，这是在尚未遇到未生效合同可否解除的案件之前的观点。[5]其实，中国现行法并未明文规定被解除的合同仅仅限于已经生效的合同，没有禁止解除已经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允许解除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才会有公正合理的结果，因此学界不宜再固守旧论，而应当重新界定中国现行法上的合同解除对象。（2）依据合同神圣或合同严守的原则，合同一旦有效就必须遵守，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即使如此，在主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继续严守合同会带来不适当的后果的情况下，法律也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既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尚且可以解除，不再受合同严守原则的束缚，根据举重明轻的原则，未生效合同的约束力会更弱甚至没有，就更应当允许解除了，除非阻止此类合同生效履行且宜提前消灭的正当事由不存在。（3）若不允许解除未生效合同，该合同要么较长时间地停留在这种状态，要么发展到生效履行的阶段，而这两种结果对于无辜的当事人均为不利，该当事人强行废除该合同，至少构成缔约过失责任，这并不适当。如果允许该当事人解除合同，则不会出现此类不适当的结果。（4）其实，合同存在着死亡的基因，终将消灭。在中国现行法上，合同消灭的制度有无效、撤销、效力待定场合的不予追认、清偿和解除等。[6]未生效合同在不存在无效、撤销、效力待定的原因场合，其消灭显然不适用无效、撤销、效力待定的制度，因其尚未生效也不适用清偿的制度。剩下的唯有合同解除制度，其应当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已经生效的合同若提前归于消灭，属于合同解除制度的范畴，未生效合同的提前消灭也作同样处理是比较合适的。[7]
这种观点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所采纳。《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履行报批义务，经受让方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受让方请求解除合同并由转让方返还其已支付的转让款、赔偿因未履行报批义务而造成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6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履行报批义务，受让方以转让方为被告、以外商投资企业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请求转让方与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共同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受让方同时请求在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于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内不履行报批义务时自行报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拒不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报批义务，受让方另行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赔偿损失的范围可以包括股权的差价损失、股权收益及其他合理损失。”第8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受让方支付转让款后转让方才办理报批手续，受让方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经转让方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转让方请求解除合同并赔偿因迟延履行而造成的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问题至此尚未解决，原因在于《若干规定》的上述关于解除未生效合同的规定，是以当事人一方不履行报批义务这一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的义务为解除条件，而非以当事人一方“不履行”[8]主给付义务或从给付义务为解除条件。在未生效合同的场合，当事人一方“不履行”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时，相对人可否援用《合同法》第94条的有关规定主张解除合同，仍需讨论。
三、未生效合同中的义务与解除类型的对应关系
鉴于中国现行法设置的合同解除制度包括约定解除、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诸类型，[9]有必要分别讨论每种解除行为与未生效合同之间的关系，以检验上述结论是否适当。
未生效合同中约定了解除权产生的条件，或当事人各方事后达成了解除该合同的协议，这些情形在实务中已经发生。例如，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规定：“如自本协议书签署之日起十八个月后，本次股份转让仍未生效或者出现其他政府审批障碍而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实施，则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八个月届满后三个月内就是否继续履行本协议书进行协商，协商不一致的，可以解除本协议书。如本协议书因此解除，各方保证各自承担本次股份转让发生的成本及费用，互不追究，但各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因本协议书任何一方过错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未能生效或无法实施，该方不得依据本条提出责任豁免。”此类约定乃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法律应予承认。如此，在约定的解除权产生条件成就时，应允许该解除权的行使，或当事人各方达成了解除的协议，该解除协议生效之时已经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归于解除。
依据《合同法》第94条第1项的规定，解除未生效合同，不存有法律上的障碍，理论上也能自圆其说。有疑问的是，当事人能否基于《合同法》第94条第2项至第4项的规定，主张解除此类合同。笔者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牵涉到债务的分类、未履行效力不齐备的合同是否构成违约、先期违约及其类比，需要较为详细地进行分析。
关于债务的分类，学说上已经承认了效力齐备的债务和效力不齐备的债务，或者说完全债务和不完全债务（unvollkommene Verbindlichkeiten）。[10]德国法甚至承认了赌博、约定婚姻居间报酬等均不设定“债务”类型的不完全债务。[11]举重以明轻，已经成立的合同具有合法性，只是尚未生效，基于此类合同产生的债务，更应属于不完全债务，是债务的一种类型。既然合同没有生效，这种类型的不完全债务自然未届履行期，于是不会构成迟延履行。在债务人自愿履行不完全债务的情况下，如果该履行不符合约定或法定，是否构成不完全履行？回答是肯定的。其理由之一是，《合同法》第62条第4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务。比照该规定的精神，可以认为债务人自愿履行不完全债务，意味着放弃了期限利益，债务的履行期限因此而届至。其理由之二是，即便履行期明确，但按照《合同法》第71条第1款关于“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除了履行期纯为债权人的情况，债务人也有权提前履行，并且债务人提前履行时，债权人若无其他理由而不受领，就构成债权人迟延。这种特例也模糊了不完全履行情况下的履行期届至。其理由之三是，不完全履行的构成至少在形式上没有履行期限届至这个要件，换句话说，不完全履行指的是债务人所为的给付存在着瑕疵，不看重履行期届至与否。
债务人明确表示无论何时都不会履行不完全债务，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该债务，其是否构成先期违约？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因为先期违约的要件就是，在履行期届满之前或在履行期届至前（普通法的模式），债务人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债务人明确拒绝履行其债务或构成客观预期不能（普通法）。债务人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不完全债务，必定在“履行期届满之前”，也自然在“履行期届至前”，宜按先期违约对待。
综上所述，未生效合同产生了不完全债务；债务人若已经履行了不完全债务，只是不完全；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不完全债务，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不完全债务，构成了先期违约，债权人可以援用《合同法》第94条第2项或第4项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
四、部分未生效合同与合同解除之间的关系
世界上的事情确实复杂，其表现之一是，合同未生效，可能是某特定合同的部分条款未生效，其他部分已经生效。在某特定合同由一系列合同文件组成的场合，这种部分生效、部分未生效的情形可能发生。试以下述案例来作分析。
A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境内上市公司，其对外签署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协议附有以下四份文件：（1）《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渡期安排的协议》;（2）《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安置安排》；（3）《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盈利目标之承诺函》;（4）《受让人的法人代表甲对本次收购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之不可撤销的承诺函》。该《股份转让协议》第26条规定：“本协议书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第27条规定：“本次股权转让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且其中最晚成就之日起生效：（1）转让方的股东大会批准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本协议书项下的目标公司（A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2）目标公司（A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向受让方协议转让标的股份；（3）本次股份转让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4）受让人向目标公司（A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发出的《要约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无异议，《要约收购报告书》生效且要约收购完成；（5）本次股权转让获得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审批部门批准；（6）本次股权转让获得主管外商投资审批部门批准。”该《股份转让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按照《合同法》第25条的规定，以及该协议第26条的约定已经成立。不过，其尚未经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依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第1款前段的规定，以及该协议第27条的约定，《股份转让协议》尚未生效。受让方认为，转让方违反了附件中的《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渡期安排的协议》，主张解除主协议。
此处暂且不论转让方是否违反了作为主协议的《股份转让协议》，在假定转让方已经违反了该附件协议的情况下来回答受让方有无权利解除主协议的问题。这里需要特别探讨的是，尚未生效的合同可否有部分生效的情形？若有，其根据是什么？
首先，作为主协议的《股份转让协议》第22条第2款规定：“受让方承诺因其主观、恶意的过错导致本次股权转让未获审核和批准机关批准而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在该事实发生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1200万元的违约金。上述受让方的过错是指应当履行相关法定或约定或承诺的义务而受让方因主观、恶意的过错不履行的，包括但不限于：（1）受让方对其具备本次收购目标公司（A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者资格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因未履行其作出的有关投资者资格的承诺，而导致本次股份转让不能获得批准；（2）受让方未履行且也无法继续履行要约收购义务而导致本次股份转让失败。”笔者认为，受让方承担该条款约定的违约金责任，必须以该条款已经生效为前提条件，假如该条款尚未生效，不可能产生违约金责任，只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这说明作为主协议的《股份转让协议》在总体上尚未生效，但其中的第22条第2款却已经生效。
其次，按照主协议第34条第2款关于“本协议书附件是本协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各附件一经各方签署，即具有与本协议书相同的法律效力”的规定，该协议书附件《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渡期安排的协议》也是该协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据该附件协议第3条第7款关于“本协议经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为《股份转让协议》之附件，与《股份转让协议》一并使用，是《股份转让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因《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渡期安排的协议》已被各方签署而发生了效力，虽然作为主协议的《股份转让协议》在总体上尚未生效，但为其不可分割组成部分之附件《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渡期安排的协议》却已经生效。
那么，对于这种总体上尚未生效但部分条款业已生效的合同，其可否作为解除的对象？既然完全尚未生效的合同都可以作为解除的标的，部分生效部分未生效的合同就更不必说了。但问题的难点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一方当事人违反的是业已生效部分的义务，相对人却要解除尚未生效部分的合同，这可否得到支持？《合同法》第94条第2项至第4项等规定的解除类型及其运作，是当事人一方违反了已经生效的或者未生效合同项下的义务，相对人的解除权将因此而产生，其结果是使该已经生效的或者未生效的合同归于解除。即A合同被违反，导致的是A合同被解除，而非B合同被解除。但上述“一方当事人违反的是业已生效部分的义务，相对人却要解除尚未生效部分的合同”的问题则有所不同，即A合同被违反，相对人却要求解除B合同；或属于某合同的A部分被违反，相对人却要求解除该合同的B部分，对此，笔者认为应区分以下不同情形予以处理。
第一，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和已经生效的合同或条款若各自独立，仅为类似于“单纯外观结合的合同联立”情形的，一方当事人违反了尚未生效部分的合同或条款，相对人只能据此解除该部分的合同或条款，解除的效力不及于已经生效的合同或条款；一方当事人违反了已经生效的合同或条款，相对人只能据此解除该部分合同或条款，解除的效力不及于尚未生效部分的合同或条款。这是因为单纯外观结合的合同联立，实际上是数个独立的合同仅因缔约行为而结合，相互之间不具有依存关系。于此场合，自应分别适用各自的合同规范。
若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和已经生效的合同或条款，为类似于“一份合同的效力或存在，依附于另一份合同的效力或存在的合同联立”情形的，则应贯彻主合同或条款被解除的，依附性合同或条款同其命运的原则。这是因为于此场合的各个合同是否有效成立，需要分别判断，但在效力上，被依存的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解除时，依存的合同应同其命运。据此，在主合同或条款尚未生效，而其依附性合同或条款已生效的情况下，若解除尚未生效的主合同或条款，则已生效的依附性合同或条款亦随之解除，而已生效的依附性合同或条款被解除时，尚未生效的主合同或条款并不必然被解除；在主合同或条款已生效，而其依附性合同或条款尚未生效的情况下，解除已经生效的主合同或条款时，尚未生效的依附性合同或条款亦随之解除，而尚未生效的依附性合同或条款被解除时，已经生效部分的主合同或条款并不必然被解除。
第二，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和已经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尽管在缔约双方看来不可分割，但在法律上却属于类似“典型合同附其他种类的从给付”的情形，其在处理上应当贯彻这样的规则，即一方当事人违反从给付义务的，相对人只能据此解除该部分合同条款，典型合同不因此而被解除；一方当事人违反典型合同项下的义务的，相对人有权据此解除典型合同，从给付义务部分随之被解除。这是因为典型合同为主要部分，从给付为非主要部分。对此，原则上仅适用主要部分的合同规范，非主要部分被主要部分吸收。[12]
第三，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和已经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尽管在缔约双方看来不可分割，但在法律上却属于类似“类型结合合同”的，各部分合同或条款彼此之间居于等值的地位，其处理原则上应当贯彻这样的规则，即一方当事人违反某部分合同或条款的，相对人只能据此解除该部分合同或条款，除非解除该部分合同或条款会使其他部分合同或条款失去存续的价值，或无法独立存在。这是因为，对于居于等值地位的各部分合同或条款，应予分解，分别适用各部分的典型合同规范，并依当事人可推知的意思调和其歧义。[13]
但是解除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并未导致已生效合同或条款失去存续价值，亦未导致已生效合同或条款无法独立存续的，则解除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应予承认；而若解除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致使已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失去存续的价值，或使已生效的合同或条款无法独立存续的，则不应支持解除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解除已生效的合同或条款没有导致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失去存续价值，亦未导致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无法独立存续的，则解除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应予承认；但倘若解除已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已经导致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失去存续价值，或使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无法独立存续的，则不应支持解除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
第四，若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和已生效的合同或条款密切结合且不可分割，解除任何部分的合同或条款，都会使其他部分的合同或条款失去存续价值或无法独立存续。于此情形下，一方当事人违反尚未生效的合同或条款所产生的义务时，相对人有权解除合同的全部；一方当事人违反已生效合同或条款所产生的义务时，相对人亦有权解除合同的全部。
第五，就上述案例而言，A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其附件《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渡期安排的协议》，二者既有相互独立的一面，也有后者是前者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一面。说它们各自独立，是因为各自的标的不同，各自的目的及任务有别，各自的生效要件相异，绝非同一典型合同里的不同条款，并无必然结合在一起的天性，而是不同合同因当事人的意思而“组合”在一起。说它们不可分割地组成了合同，是因为后者明确规定当事人各方应本着“为确保本次股份转让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保障和明确过渡期间协议各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妥善安排过渡期间目标公司（A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运作”的目的，而特意作出了这样的约定。因此，判断受让方有无权利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不宜简单套用非典型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而应当有所突破。
转让方违反附件中之《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渡期安排的协议》，没有导致《股份转让协议》构成不能履行，也没有使受让方成立《股份转让协议》的目的落空，则受让方不得以转让方违反了《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渡期安排的协议》为由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但由于转让方违反《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渡期安排的协议》的行为，已有使《股份转让协议》不能履行之虞（巨大的现实危险），因此受让方有权援用《合同法》第94条第2项的规定，主张解除《股份转让协议》。
而若转让方违反《关于A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渡期安排的协议》，导致《股份转让协议》构成不能履行或将使受让方遭受重大损失或使其合同目的落空，受让方有权援用《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规定，主张解除《股份转让协议》。



注释:
[1]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除的疑问与释答》，《法学》2005年第9期。
[2]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第4款使用的术语是“转让无效”，未言明是不发生股权转让（类似于物权变动）的效力，还是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按照该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所谓“转让无效”指的是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审判和仲裁的实务也基本上按照此种解释予以裁判。现行《物权法》第15条等规定则区分了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原因行为的效力。如果据此模式和理念解释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的规定，就会得出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结论，即政府审批部门不予批准涉外股权转让的，仅仅是股权没有移转，受让人没有取得股权，但股权转让协议不因此而无效，在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第47条、第48条和第51条规定的原因的情况下应为有效。鉴于我国审判和仲裁的实务基本上沿袭以往的理念和操作，本文也暂不予以改变。
[3]这里需要注意三种不同的制度及其法律后果：合同若正处于主管部门的审批过程中，尚未被批准，则为未生效，而非无效；只有审批部门明确拒绝批准，合同才无效；若合同约定了存续期间，在该期间届满时主管部门尚未批准，合同自动消灭。
[4]对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可否解除的问题，应当做类型化的工作，若当事人通过其行为实际上已将合同变更，变更后的合同已经生效。
[5]这是崔建远先生于1984年在其吉林大学法律系法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我国的合同解除》中提出来的，该文将经济合同解除的法律性质概括为四点：合同解除以有效成立的合同为对象；合同解除必须具备解除条件；合同解除必须有解除行为；合同解除的效力或是向将来发生或是溯及既往。后该观点在《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一书中公开发表（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并被国内诸多论著沿用（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 ～ 379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13页）。
[6]在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德国法系采取合同自动消灭并由当事人负担风险的模式，故风险负担制度在德国法系也是合同消灭的制度。但我国现行法将该制度分解开来，合同消灭的层面由合同解除制度解决，合同不能履行所致损失问题不排斥由风险负担制度处理。
[7]同前注[1]，崔建远文。
[8]本来，履行主给付义务应以合同生效为前提，合同尚未生效，主给付义务的履行期尚未届至，债务人至少享有期限利益，没有义务现时履行主给付义务。因此，特将“不履行”一词加上双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