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



（2005年6月24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25 号


《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05年6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8月1日施行。1987年3月7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4月16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和1989年5月1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6月24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合理利用野生药材资源，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发展中医药事业，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药材采集、猎捕、收购、运输、繁育、资源保护、管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野生药材是指在原生地天然生长和经人工培育后自然生长的药用植物；在原生地自然生息和经人工繁殖后自然生长的药用动物。
　 第四条 野生药材资源实行保护、繁育和合理利用并重的方针，坚持植物药材采集与培育相结合，动物药材猎捕与饲养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县级以上地方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本条例规定的管理职责。
　 林业、农业、科技、公安、海关、铁路、交通、工商、畜牧、邮政、民航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工作。
　 省森工总局、省农垦总局设立的野生药材主管机构负责本系统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工作，接受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定野生药材资源中、长期保护和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含森工、农垦系统的野生药材主管机构，下同）应当建立野生药材资源档案。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专项资金。鼓励建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和扶持中药材发展。
　 第八条 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的预警机制，及时将管辖区内接近濒危的野生药材物种情况，上报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

第二章 采集与猎捕

　 第九条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
　 （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豹、梅花鹿、麝（俗称香獐子、麋鹿）；
　 （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马鹿、黑熊、棕熊、林蛙（中国林蛙、黑龙江林蛙）、人参（山参）、甘草、黄檗（俗称黄菠萝）；
　 （三）国家三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刺五加、五味子（俗称山花椒）、防风、龙胆草（条叶龙胆、龙胆、三花龙胆）、黄芩、远志、细辛；
　 （四）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桔梗、知母、柴胡（狭叶柴胡、柴胡）、兴安杜鹃（满山红）、芡实、黄芪（蒙古黄芪、膜荚黄芪）、升麻、穿山龙、赤芍、红景天（高山红景天、兴安红景天）、苍术、暴马丁香。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级别调整时，从其规定。其他野生药材物种需要列入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的，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布的公告为准。
　 第十条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的采集、猎捕期及采集、猎捕禁止事项，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林蛙的捕捉期为九月至次年四月，禁止捕捞幼蛙、蝌蚪和蛙卵；
　 （二）人参的采挖期为八月至十月，禁止采挖幼苗；
　 （三）关黄柏应当从黄檗原木、采伐剩余物上剥取、禁止剥活立木；
　 （四）刺五加的采挖期为八月至十一月，禁止采挖幼株；
　 （五）五味子的采果期为九月至十一月，禁止割藤和采摘不成熟的果实；
　 （六）防风的采挖期为五月至十月，禁止采挖幼苗和抽苔打籽植株；
　 （七）甘草、龙胆草、黄芩、远志、细辛、桔梗、知母、柴胡、黄芪、升麻、赤芍、苍术、穿山龙的采挖期为六月至十月，禁止采挖幼苗；
　 （八）满山红的采摘期为七月至九月，禁止用割折枝条的方法采集；
　 （九）芡实的采收期为九月至十月；
　 （十）红景天的采挖期为七月至九月，禁止采挖幼苗。
　 第十一条 禁止猎捕国家一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人工驯养繁殖需要猎捕的，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采集、猎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的，应当办理采药证。采药证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印制，县级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核发。涉及到采伐林木和猎捕动物的，应当同时取得相应的许可。
　 第十三条 采集、猎捕野生药材物种，禁止使用割藤、剥活立木、投毒、电击等严重破坏野生药材资源的工具和方法。
　 第十四条 列入野生药材资源保护预警机制的野生药材物种，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同级野生动物植物保护管理部门发布禁采令或者禁捕令，并制定保护、恢复措施和计划。
　 第十五条 外国人进行野生药材资源考察、采集、猎捕标本等活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收购与运输

　 第十六条 收购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的经营者，应当取得《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
　 第十七条 《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印制，县级以上地方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核发。
　 森工、农垦系统的《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应当由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核发。
　 第十八条 《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应当标明有效期、地域、品种、数量等内容。
　 第十九条 取得《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经营中药材的营业执照；
　 （二）具有中药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经过中药专业知识培训的人员；
　 （三）具备与收购野生药材相适应的仓储和晾晒条件。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应当依据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野生药材资源中、长期保护和发展规划，合理确定当年收购数量，报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一条 野生药材的收购规格、等级、质量标准，应当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办理《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应当向核发机构提交有关文件、资料。核发机构审核后，符合法定条件的，按照招标程序或者申请的先后顺序在五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在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告知。
　 第二十三条 批量、跨地域运输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的，应当凭《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办理《野生药材运输证明》。
　 《野生药材运输证明》由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印制，当地县级以上地方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核发。
　 第二十四条 收购和运输法律、行政法规所保护的野生动物药材，还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五条 公安、交通、林业、森工、邮政、铁路、民航等部门应当对运输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药材查验《野生药材运输证明》，对无证或者与《野生药材运输证明》不符的，禁止运输，暂扣其野生药材，并及时通知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处理。

第四章 保护区管理

　 第二十六条 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建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
　 （一）濒临灭绝状态的稀有珍贵野生药材物种分布的地域；
　 （二）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药材物种已经遭到破坏，经保护能够恢复自然生态的地域；
　 （三）资源严重减少的主要常用野生药材物种分布集中的地域；
　 （四）对人体防病、治病具有特殊作用的野生药材分布的地域。
　 第二十七条 建立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须征得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森工、农垦系统的管理机构同意，向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八条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应当建立保护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和保护管理制度。实行专人负责，完善保护设施，按照批准的范围标明区界，设立标识，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九条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实行谁管护、谁受益的原则，禁止他人擅自进入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采集、猎捕野生药材物种。
　 第三十条 采集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内的野生植物药材物种，应当遵循采大留小、采密留稀、划片轮采、采育结合的原则。
　 第三十一条 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应当组织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专家每二年对保护区复查一次。

第五章 繁殖与培育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应当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和单位，鼓励开展珍稀、濒危、道地野生药材物种变家种、家养研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中药材种植、饲养基地和野生药材种质资源库，实现中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
　 第三十三条 中药材种植、饲养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的《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县级以上地方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对执行《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情况实施监督。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对中药材种植、饲养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技术指导，将人工培育和繁殖的珍稀、濒危野生药材物种移植或者放回到原有的自然环境中，恢复其野生状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未取得采药证，违法采集、猎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的，由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没收其野生药材，可以并处野生药材价值二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使用严重破坏野生药材资源的工具和方法采集、猎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的，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没收其工具，责令其恢复植被，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未按照规定的采集期采集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药材物种的，由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没收其野生药材，可以并处野生药材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未取得《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或《野生药材运输证明》，违法收购或者运输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的，由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没收其违法收购或者运输的野生药材，并处野生药材价值二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未按照《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或《野生药材运输证明》规定的有效期、地域、品种、数量收购或者运输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的，由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没收其违法收购或者运输的野生药材，并处违法收购或者运输野生药材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涂改、转借《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或《野生药材运输证明》的，由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没收其证件，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管理不善，造成野生药材资源严重破坏的，由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抚育更新，恢复资源。逾期未恢复的，由上级行政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履行法定职责致使本行政区域内的野生药材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
（二）违法发放《采药证》、《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和《野生药材运输证明》的；
　 （三）对举报案件不及时立案查处的；
　 （四）私分、截留以及违法处置罚没的钱款或者野生药材的。
　 前款规定私分和截留的钱物由上级行政机关上缴财政。
　 第四十四条 未经批准，外国人进入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药材资源考察、采集、猎捕标本等活动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依法没收的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活体野生动物药材物种，应当移送同级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机构对依法没收的野生药材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款项上缴财政。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5年8月1日起施行。1987年3月7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4月16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和1989年5月1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原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与原法条相比，该条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学界普遍认为，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入法，体现了我国司法的进步，有利于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及防止刑讯逼供。实务界则将此视为对传统办案模式的挑战，相当于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披上了一道“护身符”，为侦破案件，特别是审讯工作增加了阻力和困难。

　　一、如何正确理解“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一）“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内涵。“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又称任何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反对自证其罪、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反对强迫自我归罪、拒绝自陷于罪等等。该原则最早起源于英国，《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将其表述为：“要求政府在没有被告人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的情况下证明其犯罪，尽管该特权仅仅保护言词证据而不是诸如笔迹和指纹等物证。任何违背其意愿被传唤到证人席的证人都可以求助于这一权利，无论是在审判程序、大陪审团听证程序中，还是在调查前的程序中，但当证人自愿作证时，该特权则被放弃。”“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应包含以下含义：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提出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他证据，司法机关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司法人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人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的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愿意，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院不得把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由此可见，该原则实质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强迫陈述的权利及自愿供述与否的选择权。

　　国际司法准则及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都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作出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项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通过强迫、拷问或威胁所得的口供或经不适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口供，均不得作为证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预审法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对他进行讯问。”

　　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理解关键在“强迫”二字。既然该原则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强迫陈述的权利及自愿供述与否的选择权，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选择主动供述，也可以选择不供述。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不供述时，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不得强迫其供述。“强迫”的外延包括直接使用体罚的强迫，也包括间接地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别无选择境地的强迫，前者如刑讯逼供、威胁、诱骗、使人疲劳、饥渴等等，后者如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对不供述者或不配合追诉者，施以某种严重不利或制裁效果，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不供述。有学者从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对“强迫”的方式进行综合界定：“从主观方面来看，强迫行为一定要有获取口供的主观故意。也就是说，强迫行为与口供的获取之间一定要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客观方面来看，确定强迫的客观标准为：一是强迫行为能够直接促使对方产生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且行为本身能够令对方直接产生痛苦；二是造成的疼痛或痛苦必须达到剧烈的程度，如果是一般轻微的暴力行为，严厉的教育等，并不因此而当然构成强迫。”笔者认为，这个界定标准对认定何种情形下构成“强迫自证其罪”具有可操作性。

　　（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沉默权”。有学者认为，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规定“沉默权”，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就等于“沉默权”，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在美国，“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规定得比“沉默权”也要早。1791年美国《宪法》就已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司法原则，但直到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判决中确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后，沉默权才真正浮出水面。而且沉默权在英美等国也是受到一定质疑和限制的，法律也历经多次修改，同时需要很多其他的配套措施。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尚不适合在法律中引入沉默权。因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中，口供对于证据认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检察机关在侦查“一对一”的贿赂案件中，口供显得尤为重要。引入沉默权虽然会起到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效果，但遏制刑讯逼供不是非得引入沉默权不可，也可以通过采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同步录音录像等其他措施遏制刑讯逼供的现象。

　　（三）“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如实供述”。修订后的刑诉法增加了“不得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这条规定，但同时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有人认为，在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是互相矛盾，会导致“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形同虚设。但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且相辅相成。办案人员不得强迫嫌疑人供述罪行，但可以通过劝说或教育等方式让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犯罪嫌疑人可以选择如实供述，也可以选择不供述。一旦犯罪嫌疑人选择如实供述，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对其从宽处理。也就是说，我们不强迫犯罪嫌疑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我们鼓励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并明确告知其如实供述可以得到从宽处理。

　　二、如何在“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下开展讯问

　　（一）做好讯问前准备工作。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将会对办案实践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在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中，更多地证人和嫌疑人会选择沉默，这对办案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也对办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办案人员应该正确应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挑战，既要高度重视，也不能被其束缚手脚。首先，要转变执法理念和办案模式。要牢固树立证据意识、人权保护意识。改变过去过份依赖口供的思想，变传统的“由供到证”办案模式为“由证到供”。其次要更加高度重视初查工作。要改变过去在初查过程中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的传统模式，要以线索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全面、系统的初查活动。要将关口前移，确保在初查阶段就开始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全力突破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依赖性，逐步形成职务犯罪案件“零口供”侦查模式。再次，要充分做好讯问前的准备工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讯问前尽量掌握最多的信息，以此作为震慑、制服对方的工具。一方面尽可能细地把握案件已有的证据材料情况，包括举报材料、已获取的证据及对待查的事实和待取的证据进行预测和判断。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包括对方的背景资料，研究对方的特点。要在了解其成长经历、为人表现、家庭和社会关系、社交圈、待人处世态度、特长、性格、嗜好、弱点等基础上，预测其对讯问的心理态度，以便有针对性地确定对策。

　　（二）权利告知。新刑诉法更加强调保障人权，要求办案人员在正式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包括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的如实回答提问的义务和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拒绝回答的权利。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同时，根据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

　　（三）禁止非法讯问。新刑诉法第五十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都严禁非法讯问，对于以上述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要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在讯问时注意把握讯问语言，讯问时不能采用威胁、恐吓的语言，禁止使用“不讲就对你不客气”之类的话。同时，讯问中要注重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不能搞刑讯逼供，也不能无原则的许诺。

　　（四）讲究谋略。讯问谋略是针对不同的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灵活运用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讯问方法。凡是没有为法律所禁止的讯问方式和方法，就可以作为讯问谋略予以实施。就讯问的方法和手段而言，法律所禁止的是“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因此，诸如批评式、劝导式、示证式、帮助回忆式的讯问方法，当然可以作为讯问谋略予以运用。

　　总之，新刑诉法中诸如“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规定，肯定会对今后的办案工作带来挑战。但作为办案人员，一方面应该高度重视，在办案实践中不断完善措施，积极应对。另一方面要消除恐惧心理，依法、理性、文明地开展讯问工作。

　　（作者单位：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