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浙江省产品质量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省局机关各处室：

　　《浙江省产品质量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于7月5日经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八月一日

　　

　　

　　

　　

　　浙江省产品质量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全省产品质量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企业增强产品质量法制和诚信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发布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产品质量信用信息，是指各级质监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记录的能够反映企业履行产品质量法律义务、执行产品技术标准、兑现产品质量承诺等行为的相关信息。

　　第三条浙江省产品质量信用信息以完善产品质量信用记录、推进质量信用分类管理为基础，以引导企业落实质量责任、提高质量诚信水平为重点，客观、真实反映企业产品质量信用状况。

　　第四条全省质监系统产品质量信用信息的收集、发布、使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职责分工

　　第五条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省局）负责浙江省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平台建设。

　　第六条省、市、县（市、区）三级质监局是产品质量信用信息的发布主体，遵循“谁履职、谁发布、谁负责”的原则，做好信息管理工作。国家质检总局发证的资质许可信息由省局发布。

　　第七条根据需要，省局可适时调整产品质量信用信息收集和发布的范围，并逐步完善平台功能。

　　第八条省局质量处和市局质量处（质量与标准化处）分别负责全省和各市质监系统产品质量信用体系建设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业务指导、宣传培训和考核检查。

　　第九条各级质监局相关业务部门负责提交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并指导下一级对口业务处（科）室的相关工作。

　　第十条省局信息中心负责质量信用平台征信系统软件的开发和维护以及质量信用信息平台网站的建设、维护、更新和管理。

　　

　　第三章信息收集

　　第十一条各级质监部门所提交的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必须客观准确、真实可靠，且有规定的依据。

　　第十二条产品质量信用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有效期内的各级名牌产品认定、政府质量奖获奖等相关情况；

　　（二）企业标准备案、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参与（国际、国家、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创新型企业和标准化良好企业确认等情况；

　　（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的、拒绝接受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监督抽查不合格且逾期不改正的、复查结果仍不合格的等情况；

　　（四）企业获得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许可，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计量器具制造许可、特种设备相关行政许可、3C认证等情况；

　　（五）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逾期拒不整改等情况；

　　（六）各级质监部门已结案的行政处罚相关情况。

　　第十三条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的10日前完成收集、加载或更新。

　　

　　第四章信息发布

　　第十四条各级质监部门需明确专门的信息录入员、部门负责人和分管局领导，并将人员信息及变动情况告知省局质量处。

　　第十五条提交的产品质量信用信息，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经相关业务处（科）室负责人审核，再经分管局领导审定批准，经与后台信息基础库（企业组织代码、企业名称）比对一致后，发布到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平台。

　　第十六条公开发布的产品质量信用信息，有效期限为3年，或根据信息具体内容的有效期确定。

　　公开发布的产品质量信用信息有效期届满后，转为后台长期保存。

　　第十七条食品安全信息按照卫生部《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规定执行。重要食品安全信息由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公布。县级以上质监局在公布依法履职形成的食品日常监管安全信息前，应组织专家对信息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及时通报各相关部门或与相关部门进行会商，同时将会商情况报当地政府和省局。

　　第十八条对已公布信息进行变更的，应在变更的相关信息加上标注，记录变更原因和变更依据，不得删除原有信息，以保持信息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第十九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浙江省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平台查询公布的企业质量信用信息。

　　

　　第五章信息管理

　　第二十条企业认为公布的质量信用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可以向信息提交部门提出变更或者撤销记录的书面申请。信息提交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的10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确认信息有误的，信息提交部门将书面材料报省局质量处，经同意后提交省局信息中心予以改正，同时将情况通知相关企业。

　　第二十一条提交质量信用信息的各责任部门，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提交的，由省局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省局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二条提交信息的相关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造成企业质量信用信息失真的，或利用职务之便捏造、更改企业质量信用信息的，依据公务员管理权限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三条省局信息中心定期统计全省各级各部门质量信用信息的提交和发布情况。省局将此项工作纳入对各单位、各部门的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由省局质量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2011年8月1日起实施。



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义可得知最高法院的司法态度是无论权利人是否追认，无权处分合同都属有效。但这只是暂时解决了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理论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是否应当有效的争论可能仍会持续下去。笔者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1999年颁布施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如权利人不予追认，合同的效力将归为无效（以下的讨论均以权利人不予追认为前提）。由于当时我国的立法资料一般不予公开，我们无法从立法理由书中查知该条规定的立法意旨。笔者不妨在此妄加揣测一番，如此规定的理由可能有三，一是无权处分合同系无权处分人未经权利人授权，擅自处分他人之物而签定的合同，对此恶意之人法律不应给予保护。而认定合同无效，直接阻断合同当事人欲达之目的，是对合同当事人在私法层面上最大的惩戒。非如此，不足以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再比如，关于多重买卖合同，我们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做法也是认定签订在后的合同均属无效。出卖人怎能不讲诚信一物多卖呢？！制裁你，无效！让你达不到非法目的。二是我们过去在认定合同效力时，通常将其与合同履行结果挂钩。即合同能够实际履行为有效，如果没有履行或不能够履行则为无效。无权处分合同根本就不能或不应该得到履行，所以无效。多重买卖合同中，一个标的物无法对所有的买受人交付，所以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无效。再比如，《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倘若未办理抵押登记，合同将不生效力。虽然不生效力与无效略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按照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等等此类，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三是借鉴国外立法例。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法律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规定：“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有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似乎是基于以上原因，1999年我国合同法立法时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无效。
随着我国司法实践大量案例的的提炼和民法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弊端。一是无权处分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甚至无法向出卖人（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而只能向出卖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请求赔偿信赖利益，二者之间差距甚大。对恶意之人不讲诚信的惩罚和对权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竟然变成了伤害善意买受人的利器，无法保障交易安全，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目的。在多重买卖合同中，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认定无效后亦是如此。于是，最高法院顺应实务需要，出台的《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解释规定了多重买卖合同均为有效，解决了此问题实务中的争端。但是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争论似乎却愈演愈烈，特别是无权处分又往往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联系，而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问题争议更大（本文不做详论）。其次，将合同是否履行和是否能够履行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标准更属立法技术错误。买卖合同的订立是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属于债权关系范畴，其是否有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来判断，况且合同有效与否应当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确定，怎么能根据履行情况再倒推合同的效力呢？鉴于此，《物权法》第187条已修改了《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是否办理抵押登记只影响到抵押权是否设立，而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物权法》第15条还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确立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者说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物权是否变动，也就是说合同是否履行，不再影响合同的效力，实乃立法之一大进步。再者，上举国外及其他地区立法例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系因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采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承认独立物权行为理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曾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所指的处分，“不以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为限，买卖契约亦包括在内。”但现在通说认为第118条所谓的无权“处分”，“系指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而言，不包括买卖契约在内，其买卖契约有效，无权处分人不能为给付时，应依债务不履行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而我国采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以物权变动为债权行为之当然结果，并以交付或登记为生效要件。例如，《合同法》第130条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就是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到债权行为当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的效果。另依《合同法》第135条，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直接依据买卖合同，而不需要在买卖合同之外，再有什么关于所有权变动的合意即物权行为。因此，我国《合同法》中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只能是指合同效力待定，而非其它行为效力待定。这说明我们在继受国外先进立法成果时，难免会望文生义，囫囵吞枣，因照搬条文，而失其原意。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若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将受到《合同法》第51条的掣肘；若认定无效，又无法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与现代民法越来越注重保护交易安全的趋势相悖，司法实践亟需立法层面做出积极回应。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把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规定为有效，无疑是符合立法趋势的，殊值赞同。但解释法律不能无视现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51条语义明晰，不生岐义，该条解释与其冲突显而易见，实为法院造法，难免遭人诟病。2000年最高法院出台《证据规定》时，其立法初衷也是好的，但因其多项内容与《民诉法》相冲突，备受质疑，导致各级法院掌握尺度不一，最高法院不得不又下发通知纠偏，已是前车之鉴。因此，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出台司法解释只能是权宜之计，期能在修订合同法时从立法层面加以详定。

（作者：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法院 黄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