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股东/查阅权对象/无限扩展/合理限制
内容提要: 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进行分类的规定具有其合理性，但过于狭窄和简单。可以适当借鉴域外立法经验，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原则上将股东查阅权对象无限扩展到公司的所有信息资料，同时又具体列举常见的公司信息资料，并根据信息披露程度不同以“正当目的”说明义务进行合理限制。


一、我国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的界定及其评析

（一）我国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的界定

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采取列举式立法，第34条第1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第2款还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同时，与股东查阅权相对应，第166条第1款规定了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即“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上述《公司法》上规定的公司信息资料可分为以下两类：

1．普通信息资料，即股东查阅不受任何实质性条件限制的公司信息资料，股东对其查阅享有“绝对查阅权”。《公司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的即是普通信息资料，股东对其查阅不需要说明“正当目的”。

2．特殊信息资料，即股东查阅受到某些实质性条件限制的公司信息资料，股东对其查阅享有“相对查阅权”或“适格查阅权”。《公司法》第34条第2款规定的即是特殊信息资料，股东对其查阅需要说明“正当目的”。

（二）我国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界定之评析

我国《公司法》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按照信息披露程度不同进行分类，对于披露程度高的普通信息资料，股东享有绝对查阅权，除了查阅时间、地点等非实质性条件外，公司不得作任何实质的限制;对于披露程度低的特殊信息资料，股东仅享有相对查阅权，公司有权要求说明“正当目的”以进行合理限制。这种分类规定具有合理性，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但是，我国《公司法》分两款具体列举了几种常见的查阅权对象，没有设置兜底性条款，难以应对公司实务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所以其分类显得过于粗陋和简单，也显得过于严格和狭窄。笔者认为，可以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的信息资料分为公司基本信息、经营决策信息、会计信息和其他信息资料四类，除了现行《公司法》规定的信息资料外，还应当包括有其他信息资料。具体如下：

1．基本信息资料，具体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该类信息资料应当向登记机关备案登记。我国《公司法》第6条第3款规定：“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基本信息资料属于登记事项，公众均可以查阅，故其并非专属于股东查阅权的对象。

2．经营决策信息资料，具体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记录、决议等。首先，就股东会会议的记录和决议而言，既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参加股东会会议，就应当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决议。但现有立法仅规定了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却未有规定可查阅股东会会议决议。其次，就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记录和决议而言，现有立法仅规定了股东有权查阅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却未有规定可查阅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有观点认为，我国《公司法》已将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列入了股东查阅权范围。[1]事实上，我国《公司法》仅在第97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置备于公司，并未对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相应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第4条等规定了公司股东依法享有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股东应当有权了解董事、监事履行职务、职责的情况，故而在立法上应当明确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属于股东查阅权对象。

3．会计信息资料，具体包括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根据我国《公司法》、《会计法》的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公司办理经济业务事项，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会计账簿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进行登记，财务会计报告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会计账簿记录和有关资料编制。[2]由此可见，公司会计信息资料是分类分层逐步形成的，首先是根据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并进而共同形成会计凭证，其次是依据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最后才是根据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对此，我国《会计法》第9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会计核算的工作流程，即：“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但我国现行立法仅规定了股东有权查阅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却未规定可查阅处于会计账簿下位的会计凭证及其组成部分记账凭证及更加下位的原始凭证。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第4条等规定了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会计信息资料真实与否至关重要，会计凭证及其他会计资料是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的依据和基础，故而在立法上应当明确其是否属于股东查阅权对象。

4．其他信息资料，具体包括公司债券存根、合同等。该类信息资料是否属于查阅权对象，我国现行立法未有涉及。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第98条将公司债券存根规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查阅权对象，而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依法发行公司债券，但立法上却未有规定，如此区别对待确实令人费解。就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而言，正如有观点认为，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都无一例外是会计核算的基础资料，都会反映在财务指标的变化上，股东只有全面了解，才能保障其权利最终得以实现，[3]故而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其是否属于股东查阅权对象。

此外，我国《公司法》第34条仅对股东查阅特殊信息资料受阻时规定了司法救济权，而未对普通信息资料予以明确规定，容易让人产生歧义，认为后者没有司法救济权;该法第97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置备于本公司，却未对有限责任公司的置备义务予以明确规定，也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二、域外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的界定及其借鉴

（一）开放式立法模式

美国、日本等采用开放式立法模式，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的对象范围较宽，限制较少。比如：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修订本》采用概括式立法，集中在第16．01、16．02节规定了股东查阅权的对象范围，包括章程、工作细则、董事会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最近3年股东不经过会议形式而采取行动的记录、最近3年全部发给股东的书面信息、董事和高级职员的姓名和地址清单、最近年度的送州务长官的年度报告，以及董事会会议记录摘要、董事会的委员会替代董事会代表公司采取行动的记录、股东会会议记录摘要、股东或董事会不采取会议形式而采取行动的记录的摘要、会计记录及股东登记簿;此外，还规定了法院拥有对其他查阅对象的独立裁判权。[4]美国法院判例也曾有授权查阅记录、账簿、收据、凭证、账单和其他一切证明公司财务状况的文件，查阅公司控制的子公司账簿以及查阅公司的合同、甚至总经理的通信的先例。[5]美国之所以采用开放式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影响。因为美国实行单轨制体制，公司机关由股东会和董事会组成，股东会是权力机关，股东会下设董事会，没有设置监事会等专门监督机构，因此必须赋予股东较为宽泛的查阅权对象范围，以有效监督经营者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保护商业秘密法制较为健全，不必过分担心股东查阅权的广泛行使从而影响公司整体利益，因而在平衡公司和股东二者利益冲突时，立法价值取向更多地是注重于对股东查阅权的保护。

日本《公司法典》采用列举式立法，分别在其第31、81、82、125、252、318、319、371、378、394、413、433和442条规定了股东查阅权的对象范围，[6]包括章程、创立大会会议记录、未召开创立大会但全体同意提案视为已形成创立大会决议、股东名册、新股预约权登记簿、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未召开股东大会但全体同意提案视为已形成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会议记录、外聘会计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监事会会议记录、委员会会议记录、股东名册和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此外，还专门规定了外聘会计制度，除了公司内部的会计出纳之外，公司还要聘请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外部会计专业人员参与公司的财务会计工作，以实现公司内部财务会计工作的外部化及外部会计专业人员监督的内部化，借此提高公司财务的透明度和公正性，[7]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股东查阅权的顺利实现。日本《公司法典》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中虽然设置有监事会等监督机构，但因为其设置有外聘会计制度，公司财务透明度较高，股东查阅权对象也较为宽泛。

（二）封闭式立法模式

法国、德国等采用封闭式立法模式，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的对象范围较窄，限制较多。比如，法国《商事公司法》采用概括式立法，在第56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进行了规定，同时还有一定限制，即“股东也可在任何时候，按法令限定的条件，查阅该法令确定的、有关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公司档案”;此外，第29条还对简单两合公司中有限责任股东查阅权对象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即“有权每年两次查阅公司的账册和档案”。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采用概括式立法，在第51a条第1款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进行了规定，即：“任何股东一旦提出要求，业务执行人必须毫不迟延地向其提供公司事务情况并且允许其查阅账簿与文书。”由此可见，尤其是德国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规定较为严格，仅仅包括公司账簿与文书。德国立法采用封闭式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其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影响。因为德国实行双层委员会制，公司机关由股东会、监事会和董事会组成，股东会下设监事会，监事会向股东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监事会下设董事会，董事会向监事会负责并汇报工作，因而监事会是公司监督机关，同时也是董事会的领导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8]相对来说，股东查阅权未有受到足够重视，其对象范围也较为狭窄。

此外，无论是采取开放式还是封闭式立法模式，大都对股东查阅特殊信息资料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应当符合“直接相关原则”的要求。比如，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修订本》第16．02节规定，股东请求查阅董事会会议记录摘要等有限制条件，具体是“（1）他的要求是善意的以及怀有正当的意图;（2）他阐述自己的意图和他想要检查的记录时应合理地详尽;以及（3）他所要检查的记录和他的意图是直接地有联系的。”此外，第16．04节（d）小节还规定：“如果法院命令检查和复制所需要的记录，它对于有此需要的股东的使用或分发该记录可加以合理的限制。”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1a条第2款也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即“业务执行人出于如下顾虑，即该股东可能将该情况与查阅结果用于与公司无关之目的并因此而给公司或关联企业造成并非无关紧要的损失，可以拒绝提供情况和不允许查阅。拒绝须有股东决议。”

与域外立法相比，我国《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对象的界定过于狭窄和严格。究其原因，最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公司商业秘密的保护不够充分，因而在平衡公司和股东二者利益冲突时，立法价值取向更多地是注重于对公司商业秘密的保护，从而忽视了对股东查阅权的保护。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立法应当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规定较为宽泛的股东查阅权对象，同时附加合理的限制条件，以保障股东权利正当地顺利地实现。
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周建


一、发展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出现了人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分野。在人治国家中，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国王可以随意制定、修改法律，人民群众丝毫无人权可言。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法治国家逐渐成为人类的追求。这是由人治国家种种制度上的缺陷所决定的，其实在我国就有比较深刻的教训。1957年开始至1976年，阶级斗争盛行，党和国家从轻视法治发展到彻底抛弃法治，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十年浩劫，宪法名存实亡，公检法被砸烂了。大搞群众办案、群众专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建设的悲剧，更是法治建设的悲剧。痛定思痛，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法治建设，更在宪法中明确把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的追求。法治国家的建设必然要求行政诉讼的建立和完善，这是由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1）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是实现宪政的基本条件。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各项法律的基础，它的原则规定需要通过建立各种具体法律制度而得以实施。行政诉讼的建立，一方面是以宪法为根据，另一方面也正是为了保证宪法原则规定的实施。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为切实保障公民这一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处理申诉、控告和检举事项的制度，行政诉讼正是公民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申诉和控告，由权威、公正的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予以处理而落实公民权利、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法制社会中往往以宪法的充分实现为其法制的最高价值，行政诉讼的建立健全是实施宪法的重要保障。
（2）保障权利是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法治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人治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 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总是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因此强调对权利的保护意义更为重大。
（3）制约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能是法治社会对行政权力的要求。众所周知，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切公共权力都受法律的控制和约束。在理论上可以被称为“控权论”。这种理论认为，权力需要控制，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权力越大，越有滥用的危险，越需要控制。这种观念首先来源于孟德斯鸠，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来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在权力体系中，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管理内政、外交的权力，即各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的授权，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力，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控制，特别在现代社会，行政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不对行政权力依法控制，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侵害。行政诉讼就是基于这种需要的产物。行政诉讼一方面通过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来监督行政机关，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另一方面，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机制，作出撤销、维持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等判决，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司法监督。
（4）行政诉讼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的法治意识。长期来说，我国一直是人治国家，行政权力在我国肆无忌惮，不受任何限制，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淡薄，民主观念缺乏，诉讼在我国历来是一件可耻的事，根本没有“民告官”的意识。通过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人民群众在人民法院主持、指挥下，自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有助于打破"官贵民贱"、"官治民"的旧观念，培植和增强全体社会成员民主、法治意识。
（5）行政诉讼保障了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我国民主制度的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首要目的就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一方面通过行政相对人的自身维权行动来保障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侵犯，更通过法院的公正司法来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相对人获得公正。司法实践中，在大量的“民告官”案件中，行政相对人胜诉。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充分实现。因此，行政诉讼无疑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推进以实现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方向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情形：如行政诉讼目的的双重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过于狭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的保护；行政相对人不愿告、不敢告的现象还较大程度的存在，行政机关对贯彻《行政诉讼法》有抵触情绪，规避诉讼、防碍法院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审判人员素质不高、不能适应行政审判的需要。这都需 要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从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一谈。
（1）确立行政诉讼的单一目标。关于行政诉讼的目的，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主在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的唯一目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离开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就不会有行政诉讼；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还包括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认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不是对立而是统一 的；第三种观点认为“为保护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认为这一规定是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目的的集中概括。其实，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其目的只能是维护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是适应现实社会迫切需要由权威、公正的司法机关对不法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予以司法救济，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行政机关是行政执法的主体，行政机关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和服从行政管理，而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维护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特别在我国，行政观念极强、行政权力极大，极容易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完全没有必要保障行政机关行使权力。
（2）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全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受案范围集中体现在三个条文中，即第2条、第1l条和第12条。第2条以概括的方式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第11条，在第1款中以肯定列举的方式列出了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各种具体行政，并在其第2款中以概括的力式将难以列举全面。今后将逐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作为补充。第12条以否定列举的方式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作了排除规定。从法律条文来看，我国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定问题上采用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这一模式难免产生逻辑上的不周延问题，容易引起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在现实法律运用中容易引起理解上的不一致。从行政相对人能提起行政诉讼的对象来看，局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抽象行政行为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直接的损害，但实际上很多抽象行政行为直接对私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并不需要具体行政行为的中介；而且即使能够通过提起具体行政行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由于只能针对个案而不能否定整个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因此并不是一种经济的制度选择，因此有必要把抽象行政诉讼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行政诉讼法》所保障的权利紧密相连。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保护的权益范围一般包括相对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这种权益保护范围的限制并无多少正当性可言。在现代社会，诸如受教育权、政治权利、劳动权和文化权等对公民同样重要，离开这些权利，公民的生存与全面发展即面临巨大的威胁。目前很多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作扩大解释，并将其与民法上的含义分离，例如将知识产权和受教育权也包括在内，这显然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保障公民权利的根本精神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冶的发展方向；在未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情况下，从更有效保护相对入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也可考虑将劳动权、文化权等未超越人身权和财产权文义范围的权利，通过扩大解释纳入行政诉讼所保护的权益范围之内。其他一些权利由于已经超越了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文义范围，应当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扩大行政诉讼对权利的保护范围。
（3）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具有提供适当的权利保护类型、统一处理和筛选适当的诉讼方式以及调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尚不发达，限制了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①主观诉讼是指以保护主观个人权益为目的的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取决于是否存在对其实体法上权益加以保护的必要。而客观诉讼是为了维持客观公法秩序而进行的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主观诉讼，对客观诉讼未予涉及，在其他的单行法中也罕见对此作出规定者。为了更充分地发挥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应当通过完善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单行法，建立客观型行政诉讼。具体来说，对于涉及环境保护等事关公共利益的事件，可以考虑允许公民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当社团成员的普遍利益受到侵害时，社团应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侵犯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时，应当由特定的国家利益代表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或强制行政机关履行职责。②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形成诉讼(撤销与变更诉讼)和给付诉讼，对确认诉讼未予规定，但确认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并在最高法院新的司法解释中得到确认，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这三种诉讼类型均已具备。但我国行政诉讼法仍存在欠缺，主要体现在仅注意到各种诉讼判决内容的不同，而未能全面考量各种诉讼类型在适法要件、举证责任、诉讼时效等诉讼规则上的差异。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在程序规则的设计上主要着眼于撤销诉讼，对其他类型诉讼的程序规则的特殊性注意不够，例如无效确认诉讼，这一诉讼形式在国外没有诉讼期限的限制，但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并投有得到体现；又如给付诉讼的举证责任与撤销诉讼也存在重要的差别，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此未予重视。这些缺陷都需要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的方式加以克服
（4）建立相对弱化的职权主义行政诉讼模式。从世界各国来看，行政诉讼模式主要有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因为当事人主义的正常运行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参与能力大体对等的前提下，但在我国行政机关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并且常以保密等各种理由拒绝公民、法人获得证据，公民、法人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以及对法律掌握的能力都无法与行政机关相抗衡。而且由于大多数行政诉讼的代理费用较少，阻力和压力大，不能吸引更多的律师(特别是优秀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因此，如果实行当事人主义，必将严重影响行政审判的实体公正，不利于对相对人权益的有力保护。应当以借鉴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为基础，同时注意明确职权主义的界限，井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加以弱化和限制。以职权主义为基础应当体现在下列方面：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不以原告所主张事实为限，而应当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要件出发对其进行全面审查；法院对于有助于查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应当依职权进行积极全面的调查；当事人的自认对于法院没有拘束力。行政诉讼采取职权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作为弱者的原告能够与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对抗。如果法院在行政审判活动中为行政行为合法性提供事实和证据加以支持，则将造成相对人更大的困难并使其对提起行政诉讼视为畏途；这在我国行政案件偏少、相对人诉讼意识淡薄的情形下是应当加以克服的。为此，应当明确行政诉讼中职权探知主义的单方性；即法院调查的事实和证据只能用以证明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而不能用来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与典型的职权探知主义相比似乎对保护公共利益不利，但是行政机关的能力已经足够收集到其所作的证据，法院不协助被告举证，对实体真实的发现一般并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