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婚前财产、婚后财产的权属，但是对于婚前归夫或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继续存在，并产生了收益，该收益的归属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5条对该问题做出了规定。但如何理解该规定，笔者提出一些个人观点，以求抛砖引玉。

　　一、对《婚姻法解释（三）》第5条如何理解

　　《婚姻法解释（三）》第5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因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一般而言，夫妻一方财产在婚后的收益主要包括孳息、投资经营收益及自然增值。婚姻法规定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收益及知识产权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法解释（二）》也明确规定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所得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对孳息或增值收益有贡献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然而，该条规定对孳息和自然增值这两种情形如何认定未予明确。如果把孳息和自然增值除外，就只有投资经营收益应理解为夫妻共同财产。对《婚姻法解释（三）》第5条规定做出合理的理解，首要的问题是对于孳息、自然增值、投资又该如何理解。

　　二、对孳息、自然增值及投资经营收益概念的理解

　　在我国《物权法》对孳息概念未作规定。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法定孳息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原物以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收益，包括利息、租金等。应该还包括使用无形资产包括智慧财产和人格派生财产而产生的收益，比如专利权转让费、专利实施许可费、稿费、商标使用许可费、肖像使用许可费等应归入法定孳息。

　　自然增值是《婚姻法解释（三）》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但对于何为自然增值却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它是指非人为的增值。即有通货膨胀、供求关系变化等市场因数造成的物或权利价格的提升。比如，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受供求关系变化影响而出现的飙升，称之为“被动增值”，属于个人财产。反之，如果物或者权利价格的提升是因为人为原因产生的，则不属于自然增值，称之为“主动增值”，例如，一方个人财产因配偶他方或者双方支付的时间、金钱、智力或劳动而增值的。笔者认为，第5条的自然增值可以理解为“被动增值”，即非人为因数的增值部分。

　　众所周知，投资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婚姻法》第17条第2项规定，“从事生产、经营取得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即：一方以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生产、经营取得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一般理解，这是一方已婚前个人财产的直接投资。比如一方已婚前个人财产办企业的经营收益等。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11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17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婚后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笔者认为，“投资所得”并不等同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婚后收益”，具体包括4个方面内容：1、用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增值部分；2、一方用婚前个人积蓄在婚后购买的有形资产的增值；3、一方婚前用自己的财产投资做公司股东分的的红利。

　　可以说，个人财产投资经营所得与个人财产婚后取得的孳息、自然增值收益之间是一种复杂的交叉关系，很难分清，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在未来的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必须对孳息、自然增值及投资经营收益的概念进行界定。

　　三、注重对女性利益的保护，以确保婚姻关系的稳定

　　笔者认为，对于《婚姻法解释（三）》第5条的理解还要考虑我国《婚姻法》保护女方合法利益的原则和精神。由于《婚姻法解释（三）》鲜明的体现了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重视个人财产保护的精神。但是我们的社会依然是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弱于男性，重视个人财产保护，其实质更可能是重视保护男性的利益，个人婚前财产在婚后的收益更多地归属于个人所有，则意味着对女方保护的力度越弱。法律的制定或解释，应当充分地认识到女性与男性在现实社会中实际情况的不同，这样才与我国《婚姻法》侧重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相符。

　　自古以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结婚都是上下两代人传递香火、承继家业的一个契机和形式，结婚后夫妻间一直实行同居共同财产制。中国父母千百年来是这样做的，子女也是受之泰然。但按照现在的婚姻法解释，则可能出现小夫妻婚后同居不同财的状况，这与伦理上我们对家庭“同财同居”的界定明显不同。同时这也与婚姻家庭中应有的亲情、温情不符。

　　四、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收益归属问题之建议

　　由于婚姻是一个共同体。夫妻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而结合的人生伴侣，是家庭中的核心成员，双方承担着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组织共同生活的责任，在经济上、财产上协力、互助，本是夫妻关系的天经地义。笔者认为，应该规定“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所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这样既符合我国婚姻法有关规定的本意，又给双方留下了可以选择的空间。

　　《婚姻法解释（三）》第5条本是针对越来越多的离婚财产纠纷，特别是个人财产在婚后的收益，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具体裁判标准。笔者认为，在目前没有明确界定相关概念的情况下，理解该条文时，应当本着认可夫妻协力、重视婚姻共同体的维系，限制性的解释孳息和自然增值，扩张性的解释投资经验收益。在当事人对个人财产婚后的收益性质发生争议、认定个人所有没有确定依据时，倾向于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具体而言，凡一方付出了一定劳动的种植果树产生的果实、耕作土地获得的粮食、水产养殖生产的水产物、动物的幼崽、民间借贷利息、股票收益、公司红利、专利权转让费、专利实施许可费、稿费、商标使用许可费、肖像使用费等不能认定为孳息，而为投资收益或者生产经营收益，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巴县人民法院）
非法证据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的使用一旦被纵容，将导致公权力的肆意膨胀、滋生司法腐败，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非法证据均予以排除。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没有相关规定，仅在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与刑事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也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非法证据的取舍关系到具体案件的审理结果，关系到被告人的罪与非罪，对其正确认识与合理解决是刑事诉讼法的基础性问题，且由于证据制度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也就决定了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因此，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应置于较高的位置。我们应通过立法程序将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规定于刑事诉讼法典之中，同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加以确立。明确不同类型的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增强证据采信的法定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证据排除规则的明确性程度以及法官在证据采信上的自由裁量权大小，可以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归纳为三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制排除”模式，即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一切证据原则上均应予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小；二是以加拿大为代表的“裁量排除”模式，非法证据的取舍由法官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依据认定非法证据的损害性与其证明价值相比较加以评判；三是“折衷模式”，即将法律强制与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凡是违反程序规定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等一律不予采信，对侦控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或准实物证据的效力，由法官酌予裁量。我们认为，

“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似乎更符合我国目前的司法需要。 因为非法证据的种类不同，其非法取证的违法程度、非法证据的真实性受非法取证影响大小、证据来源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程度便有所不同，因而对其效力应区别对待。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不但不违背上述程序公正优先观念，而且兼顾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平衡，因为无论是“强制排除”抑或“裁量排除”及其各自适用范围，均以立法为依据。

1、对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采取“强制排除”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我国目前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作出的最直接的规定。因为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其内容受获取手段影响极大，贝卡利亚指出“在痉挛和痛苦中讲真话并不那么自由，就像从前不依靠作弊而避免烈火于沸水的结局并不那么容易一样……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这种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给受折磨者留下的唯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最短的捷径，这时候，犯人的这种回答是自然的……罪犯与无辜者的任何差别，都被意图查明这种差别的同一方式所消灭了。”

可见，犯罪嫌疑人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作出虚假的供述，对这种情况下获取的证据应一律排除。同时，禁止非法言词证据的采用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2、对非法获得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采取“区别对待”原则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非法获得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的证明能力原则上持肯定态度，至少是作出较言词证据宽松得多的规定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例如英国对实物证据的效力主要由法官综合各种因素作出判断，1969年金诉英国案后，法官对实物证据取舍的裁量权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德国对于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采取所谓“权衡原则”——将非法取证行为对公民权利侵害的严重性与排除非法证据对实现客观真实的不利影响进行比较作出选择，“两者相较取其轻”， 其实质是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而美国首创的“违法证据排除法则”规定，违反法定搜查、扣押程序而获得的实物证据一律排除。

与言词证据相比较，实物证据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实物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存在于人脑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形成于犯罪被发现之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定型性；其次，实物证据的证明力与获取手段的关联性较弱；再次，与采取逼供、诱供的手段获取言词证据相比，非法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程度较小；最后，非法实物证据的获取手段往往不具有唯一性。此外，此类证据本身种类较多，其非法取得方式更是千差万别。

因此，对此类证据的证据能力不能采取“自动排除”原则，应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基础上，兼顾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同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际情况，有选择、有区别地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效力作出判定。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和书证如何处理均未作出相关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从获取手段的违法性程度将此类证据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通信、住宅等宪法性权利的手段获取的实物性证据，我们称之为“违宪取得的实物证据”。如未经法定审批程序进行的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由此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对于此类证据，由于其获取手段的严重违法性，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坚决排除其效力。另一类是

“一般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即获取手段仅违反证据立法的某些一般性的或细节性的规定，如侦查人员对犯罪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时，没有让见证人到场；在扣押物证、书证时，没有开列有关的清单；由于工作疏忽欠缺某种具体手续（如签名、盖章）等。对于此类证据，虽然其有违法性，且有一定的危害性，但其侵害的是公民的一般权利，对此类证据一般由法官综合案件各种因素作出裁量。这些因素包括：

（1）案件的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程度。案件的危害程度应作为法官考虑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的一个前提因素，即以该证据的证明价值与认定该证据的损害性进行比较（2）该证据对本案的重要程度。一个案件的证据既有直接证据，也有间接证据，有原始证据，也有传来证据，各个证据的证明目的不同，重要程度也不同，对其效力排除的慎重程度自然不同。（3）非法取证方式的转换与弥补的客观可能性。侦查人员由于情势紧迫而造成程序上的疏漏，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轻微，如果欠缺的要件或手续可以及时补足，或进行必要的转换，则可以肯定其证据能力。（4）非法证据的可替代性以及重新调取的可能性。就某一案件而言，非法证据不能用合法证据替代的或无法重新取证获得合法证据的比可以替代或可以重新取证的，在排除时应当持更为慎重的态度。

3、对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取的证据的效力有条件的采信

作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结果而间接获得的证据，有学者称为“衍生证据”或者“第二手证据”， 禁止使用这种证据通常被称为 “毒树之果”规则。 然而该规则的负面效应在司法实践中也越来越明显，连最早倡导该规则的美国也不得不对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随后作出了较大的限制，创立了“必然发现的例外” 、“清除污染的例外”或“稀释的例外” 、“独立来源的例外” 。根据我国的司法状况，在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

只要在采集后一证据时，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就可以采用。如果经审查具有违法情况，则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判断。因为目前我国刑侦技术手段落后，刑侦人员素质不高，如果对这种衍生证据一律不采信的话，将不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虽然衍生证据的线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自身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