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嘉峪关市人民政府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嘉峪关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嘉政发〔2011〕36号


各区，市政府各部门，在嘉各单位：
《嘉峪关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嘉峪关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投资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程序，强化投资责任和风险约束机制，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甘肃省省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代建制，是指由市政府授权市政府投资项目代建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代建办”)行使出资人职责，对中央、省级和市级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项目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阶段实施，严格控制项目的建设规模、使用功能及投资、质量、安全和工期，项目建成并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给业主单位的制度。
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项目，是指使用中央、省级和市级政府财政性资金（含预算内投资、各类专项建设资金及以政府信用担保的统借统还资金）所进行的非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
第三条 以中央、省级和市级政府财政性资金为主要投资的非经营性项目均应按本办法规定实行代建制，代建项目纳入政府投资计划和财政预算管理。
涉及国家安全、保密、抢险救灾等特殊项目原则上可不实行代建制。
投资规模较小或需分散实施的建设项目，可通过捆绑实行代建制。
第四条 实行代建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进行，遵循投、建、管、用相分离，建立和完善决策、执行、监管相对分离、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市代建办按照国家和省上有关规定，从有资质的企业中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项目管理公司。市政府指定市代建办建设的项目，由市代建办组织实施。
第五条 代建项目取得省发展改革委或市发展改革委立项批复和可研报告批复后，报市代建办审核，具备实施条件的，进入代建程序。
第六条 项目管理公司中标后，由市代建办与其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签订项目《委托代建合同》前，项目管理公司应当提供不低于项目代建管理费的履约保证金或银行履约保函，保证其切实履行代建职责。项目业主单位要在《委托代建合同》签订后立即向中标项目管理公司移交前期工作及资料，做好前后两个阶段的衔接。
第七条　项目管理公司负责组织编制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经市代建办组织初审后报市发展改革委批准。
第八条　项目管理公司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及概算，组织施工图设计、办理相关开工手续并组织实施项目建设，对代建项目的工期、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投资控制等负全部责任。
第九条　代建项目全部建成后，由市代建办申请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组织竣工验收。项目管理公司组织编制工程财务决算，经市代建办审核后，报市财政局办理政府投资项目财务决算审批手续。验收合格后，全部工程、设施设备及资料交付项目业主单位。
第十条　代建项目工程质量保修期满、工程尾款支付完毕，代建工作结束。
第十一条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对代建项目立项、可研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进行审批和安排下达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对代建项目的前期工作及建设实施进行监督。
市财政局负责审核代建项目年度基建支出预算并根据批准的预算拨款，对代建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对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进行评审后予以批复。
市建设局负责对代建项目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监管。
市审计局负责对代建的重大项目资金的拨付、使用进行跟踪审计，并应将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布，依法对代建项目投资概算执行情况、竣工决算进行审计监督。
市监察局负责对项目代建过程中具有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和代建各方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及时查处和纠正项目代建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二条　市代建办全面负责项目实施，对项目代建全过程进行管理。主要职责包括：
（一）拟定全市政府投资项目实施代建制的有关政策规章，并监督执行；
（二）对项目前期工作进行评价，具备实施条件的进入代建程序；
（三）依法组织公开招标选择项目管理公司，与中标的项目管理公司签订代建合同，明确双方责任；监督项目管理公司进行设计、施工及主要材料和设备的招标；依法组织项目监理招标，并与中标的监理公司签订监理合同，明确双方责任；
（四）参与实施代建制投资项目计划的编制、规划、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组织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初审；
（五）负责代建项目施工阶段的监管；
（六）审查并上报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和年度基建支出预算；
（七）审查参建单位的付款申请，按进度拨付建设资金并对资金使用绩效进行跟踪评价；
（八）定期向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项目进展情况和反映存在的问题；
（九）督促项目管理公司办理项目建设及竣工验收所需相关手续，审查工程结算，组织工程决算和代建项目竣工验收及移交。
第十三条　项目业主单位是项目申报和项目建成后使用、管理的主体，主要职责包括：
（一）负责编制、报批项目建议书，根据批复的建设性质、建设规模和总投资额，提出项目使用功能配置、建设标准和投资建议；
（二）负责组织编制、报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参与编制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
（三）负责项目前期工作，参与协助办理土地、规划、四通一平、环保、抗震、消防、人防、园林绿化、市政配套等各项手续；
（四）做好项目前期工作与建设阶段的衔接，协助项目管理公司办理项目代建实施阶段及竣工验收等手续；
（五）负责项目自筹资金的筹措，及时、足额将资金拨入项目专户；
（六）对项目管理公司的建设管理行为进行监督；
（七）参与工程专项验收和竣工验收，接收、使用和管理建成项目。
第十四条　项目管理公司根据《委托代建合同》约定和市代建办的授权，行使建设单位职责，对代建项目的工期、资金使用、工程质量、造价控制、安全生产等负全部责任。主要职责包括：
（一）根据批准的项目可研报告组织编制初步设计及概算并报批；依据批准的初步设计组织开展项目施工图设计并报审；负责办理项目建设阶段和竣工验收相关手续；
（二）在市代建办和有关部门监督下组织项目设计、施工及主要设备材料采购等招标工作；与中标的设计、施工及主要材料设备供应单位签订合同，并报市代建办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三）负责项目预算(施工图预算及相关费用)编制工作，经市代建办批准后执行；负责编制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和基建支出预算；定期向市代建办报送工程进度和资金使用计划，编制项目年度财务结算报表；依据项目进度向市代建办提出项目付款申请；
（四）负责项目建设阶段实施，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将项目施工中可能出现的设计变更、概(预)算调整及其他重大问题及时报市代建办；
（五）组织项目中间验收和专项验收，申报、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负责编制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告并报市财政局批准；负责整理汇编项目建设及竣工的技术资料；
（六）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
（七）负责向项目业主单位办理资产、资料移交手续；
（八）负责组织协调工程保修期内的修缮维护，对工程质量终身负责。
由市代建办直接代建的项目，市代建办承担项目管理公司职责。
第十五条　代建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上基建财务会计制度，分项目设立资金专户，单独建账核算，完整反映代建项目所发生的各项开支费用和财产物资购置的情况。
第十六条　项目管理公司根据实际工作进度和资金需求，提出年度投资计划和年度基建支出预算，经市代建办审核后报市发改委和市财政局审批。
市财政局根据批准的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和项目年度基建支出预算，将代建项目资金拨入代建项目专户；代建项目的自筹资金或其他配套资金，由项目业主单位及时、足额拨入代建项目专户。
第十七条　市代建办根据项目管理公司提出的付款计划和付款申请，按照实际工作进度和合同约定，将应付款直接拨付各参建单位。
第十八条　代建项目管理费按照国家和省上有关规定收取，由市代建办按照省财政厅有关规定包干使用。
第十九条　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已批准的概算实施，严禁在施工过程中随意变更设计及投资。代建项目建设期间，确需调整设计及概算的，经原批准机关重新审批并落实资金后执行。
第二十条　代建项目初步设计概算中应足额列入项目预备费。项目预备费按照国家和省上有关规定使用。
第二十一条　市代建办应将代建项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汇报，并接受有关职能部门和公众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代建项目建设期间有关主管部门和项目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参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市代建办可依法解除合同或要求项目管理公司依法解除合同。
项目管理公司违约应赔偿损失的，在损失赔偿额确认后，由市代建办从其代建管理费中扣减；代建管理费不足以支付的，从项目管理公司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履约保证金仍不足以支付的，市代建办有权依法追偿。
存在上述行为的参建单位列入企业不良记录，3年内不得参与市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情节严重的，永久取消其参与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的资格。
第二十四条　代建项目如期建成竣工验收，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经验收全部符合代建合同约定，质量合格，竣工财务决算经市财政局评审批准后，决算投资与概算投资相比有节余的，可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项目管理公司奖励，奖励资金从项目结余资金中开支。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

何勤华



本文对汉语“法学”一词在古代中国、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汉语“法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但多用为“律学”，且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有着重大区别；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原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伴随着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而产生，并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在考察了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的途径之后，作者指出，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所依据的世界观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和臣民的义务、责任，将法视为役使臣民的工具；后者强调的是法的平等性、公正性、权威性，将法视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最后，作者还指出，多年来，我们对“法学”一词仍抱有一种排斥心理，这与我国轻视法学的传统意识有一定联系。
作者何勤华，1955年生，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法学”一词，是一个舶来品，它的故乡在古代罗马，是经过二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才为西方各个国家所接受(1)，并于近代传入中国。那么，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流变是什么样的？它反映了古代、近代中国人怎样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

在中国近代以前的辞书（如《康熙字典》）或现代出版的解释中国古典文献的辞书（如《甲骨金文字典》、《辞源》、《辞海》等）中，是没有“法学”一词的。据高名凯、王立达和实藤惠秀等中日学者的研究，“法学”一词是近代中国人在向日本学习过程中，从日本传入中国的(2)。然而，这个结论仅仅在下述意义上才正确，即现代含义的汉语“法学”一词是从日本传入的；“法学”一词早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

在我国，“法”和“学”字出现得都很早，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古语中，“法”字写作“??”。在中国现存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中，已出现了（鹿去“比”加“与”去“一”为灬）字，写作□（读zhi）(3)，相传是一种善于审判案件的神兽。有的学者认为该字事实上就是我国法的缔造者蚩尤部落的图腾(4)。在西周金文中，便出现了“??”字，写作□（克鼎）(5)。至战国时代，出现了??的简体字“法”。然而，一直到秦代，??字仍被频繁地使用（这从前几年考古发现的云梦秦简《语书》中可以得知），有时也与“法”字一起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6)。汉代以后，??字逐渐消失，为“法”字所取代。

“学”字比“法”字出现得更早。在甲骨文中，便已有了“学”字，写作“□”。在金文中，“学”字有进一步的发展，写作“D”(7)。古代教、学通用，释义为：一、教也，《静簋》：“静?W（教）?o□”；二、?W也，《静簋》：“小子□服□小臣□尸仆?W射”；三、?W戊，神名(8)。至春秋战国时代，在孔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文献中，上述含义的“学”字已是频频出现，如《论语》一书的开篇是“学而”，《荀子》一书的开篇是“劝学”等。（文中□为甲骨文，详见图）

“法”和“学”连在一起，作为一个专门用语“法学”来使用，最早是在南北朝时代。《南齐书·孔稚?传》中云：“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故释之、定国，声光汉台；元（帝）、文惠，绩映魏阁。”(9)至唐代，在白居易的《策林四·论刑法之弊》中，有“伏惟陛下：悬法学为上科，则应之者必俊?V也；升法直为清列，则授之者必贤良也。”(10)然而，“法学”一词虽已出现，但极少使用，在表示对法律之学问时，人们一般都使用“律学”一词（孔稚?和白居易在这里使用的“法学”一词，其含义仍接近于“律学”；与现代“法学”一词有重大区别）。

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在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清政府被迫进行了法律改革，并开始打开国门，向西方以及东邻日本等国家学习，包括大量翻译他们的法律和法学书籍，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也从日本传入中国，逐渐印入中国士大夫的意识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在司法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论文，还是在法律学堂的课程、讲义，以及政府官员的奏章中，“法学”一词都已被广泛使用。比如，在梁启超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896年）一文中，不仅突出强调了“法律之学”，而且明确提出了“法学”之用语：“……天下万世之治法学者，……”(11)。20世纪初叶，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也使用了“法学”和“法学家”等词(12)。而在沈家本的作品中，“法学”一词出现得更多。他的著名论文《法学盛衰说》（约写成于1908年前后），全文不过2000余字，但“法学”一词出现了20次(13)。在法律课程设置方面，在1905年3月开办的京师法律学堂之三年制本科和一年半制速成科，1906年7月设置的直隶法政学堂之二年制预科，都正式开设了“法学通论”的课程(14)。在一些政府官员的奏章中，“法学”一词也不断出现，如在《大清光绪实录》卷五八三、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己酉（1907年12月26日）条中，我们就看到有如下文字：“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福铣奏：……请聘日本法学博士梅谦次郎，为民商法起草委员，下修订法律馆，寻奏。查欧洲法学系统，均分法、德、英三流。日本初尚法派，近尚德派，自当择善而从。……”(15)可见，尽管近代中国人对“法学”一词的理解还很不一样，但自19世纪末以后，“法学”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则是事实。
二
由于近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及其观念是在近代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从日本输入的，所以，有必要考察“法学”一词在日本的出现和演变历程。

在日本古代，并没有“法学”一词(16)。神龟5年（728年），日本仿造中国隋唐官制，设置了律学博士。从此，在日本出现了“律学”一词和以此为业的职业身份。8世纪中叶，“律学”博士改称“明法”博士(17)。以后，“律学”、“明法”又常称为“明法道”、“明法科”，但“法学”一词始终未曾出现。

明治维新前后，随着日本国民革命意识的高涨，西方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也开始传入日本。1868年，在福田孝平所著《日本国当今急务五条之事》（载1868年4月10日《中外新闻》）和津田真道编译的《泰西国法论》中，首次使用了“法学”一词。当然，前者只是提出了“法学”这一用语；而在后者的“凡例”中，则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法学，法语称之为jurisprudencc或Science
du droit，英语称之为jurisprudence或science of
law或单称law，德语称之为Rechtswissenschaft(18)。汉土的语法与英语相似，故将此学的总名译为‘法学’。”(19)明治4年（1871年）以后，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中，也开始广泛使用“法学”一词。而作为课程讲义的名称，则是由穗积陈重（1855-1926）于明治14年(188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首次使用的，即Enzyklopad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即“法学通论”）(20)。至19世纪末，“法学”一词在日本已成为一个基础性概念，在一些法律论著，如高桥达郎编译的《英国法学捷径》（1883年）、河地金代译《法学通论》（1886年）、穗积陈重著《法律学的革命》（1889年）、冈村司著《法学通论》（1900年），以及各大学法学部的法学通论讲义中，“法学”一词都已被广泛使用。

根据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冈田朝太郎著《法学通论》的阐述，当时日本人对“法学”一词的理解，已是近代型的、西方型的，比如，作者认为：“法学者，乃国家的科学之一部分。国家的科学者，乃心的科学之一部分。”这话乍听起来颇为费解，但若看看冈田朝太郎所画的关于“法学”的位置图便可了然(21)：（图略）
那么，在日本被创造出来，并开始被广泛使用的“法学”一词，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呢？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翻译、引进西方法律。1863年，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翻译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22)。此后，北方的同文馆和南方的江南制造局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徐维则的《东西学书目》的统计，从1862年至1895年，译出的西方法律书籍有18种。不过，由于这些书的内容均为法典和国际公法，并未涉及“法学”之用语(23)。1904年修订法律馆成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清王朝开始了又一轮更大规模的翻译外国法律文献的活动。至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折》中对翻译活动作了一次统计，已译好的有法兰西刑法、法兰西印刷律、德意志刑法、德国民事诉讼法、普鲁士司法制度、俄罗斯刑法、荷兰刑法、意大利刑法、日本刑法、日本改正刑法、日本海军刑法、日本陆军刑法、日本刑法论、日本裁判构成法、日本裁判所编制立法论、日本监狱法、日本监狱访问录、监狱学、狱事谭、日本刑事诉讼法、日本新刑法草案、法典论、日本刑法义解，共26种。正在翻译的有：德意志民法、德意志旧民事诉讼法、比利时刑法、比利时刑法论、比利时监狱则、美国刑法、美国刑事诉讼法、瑞士刑法、芬兰刑法、刑法之私法观，共10种(24)。从这些书目可知，当时译自西方的主要是法典，涉及法律理论的则主要来自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学者在解释西方的法律术语时用的都是汉字。尽管这些汉字在日语中的结合和中文不一样，发音不同，并且有些词此时所表达的意思可能和它的原意也已大相径庭(25)，但中国人一看就明白，稍一解释就能理解其内涵，故造成了当时中国人大量翻译、引进日本的法学著作，并且原封不动地照抄其汉字法律术语的局面(26)。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当时中国人通过翻译日本的法学著作，将日本的“法学”一词及其观念引入中国。笔者认为，这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途径。

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唐宝锷等第一批留学生（共13人），此后，留日学生越来越多。至1905年前后，留日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总数不下2万人(27)。他们感愤于清政府的腐败，满怀革命的激情，前往学习西方获得成功、并使自己强大起来的日本，探索救国救民的方略。在留日的学生中，学习法律的占很大的比重，20世纪初叶回国的留日学生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大部分与法律（包括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或在日本的大学法学部学习法律（如胡汉民、沈钧儒、章宗祥、曹汝霖以及汪精卫等），或在那里阅读、研究法律（如梁启超、章太炎、杨度、吴玉章等），或在那里编辑法学杂志、出版法学书籍（如由中国人自己编译的中国近代第一本《法学通论(28)和第一本法律辞典《汉译法律经济辞典》(29)就是在日本出版发行的）。可见，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活动，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二个途径。

以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设置法律学为始端，中国近代新型的大学普通高等法律教育正式起步。至1911年，北京和各地兴办的法律学堂已有近30所(30)。这些学堂，除了由中国人担任教师之外，还聘请了一批日本法学家为法学教师，如冈田朝太郎、志田甲太郎、松冈正义、小河滋太郎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897年至1909年，中国各法律学堂聘请的日本法学家共有57人次(31)。这些日本法学家率先在中国开设了“法学通论”的课程。因此，日文“法学”一词及其观念，通过日本教师的讲课活动传入中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明治维新后，中国政府加强了与日本官方的接触。而当时日本政府中比较活跃的人物，如外相?\本武扬（1836-1908）、井上毅（1844-1895）、广田弘毅（1878-1948），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西园寺公望（1849-1940）、原敬（1856-1921）、平沼骐一郎（1867-1952）等，几乎都是学法学出身或从事过法律工作的人。因此，尽管在这种接触交往中，不会对法学作一番理论阐述(32)，但在互相介绍身份、中国官员赴日本实地进行考察等耳闻目染之下，无疑强化了日本法治社会和法学研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关于此点，梁启超和董康（中国清末修律活动中的重要人物，民国初期的司法部长）等都有很好的论述。这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四个途径(33)。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大体勾画出“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途径（图略）。
四
通过对汉语“法学”一词之起源与流变过程的探究，使人们接触到了一些更为深层次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下述四个问题应予以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