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量刑情节的法律适用问题
——兼析两起受贿案件
李　隽

　　编者按：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作者结合对两起受贿案例的量刑分析，较深入地探讨了量刑情节的法律适用问题。在编稿时，作者行文的文体与文风给编者留下较深印象：一是案例的运用与理论探讨的结合；二是文字简洁、言之有物而不空洞。希望广大作者，特别是我们众多的学者法官，不拘一格，多赐稿件。
　　
　　我国《刑法》第16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由此可见，量刑情节在量刑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它是在法定刑范围内决定宣告刑的根据。我国刑法除极少数采取规定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外，对绝大多数犯罪是采取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对具体犯罪应处的法定刑都规定了可供选择的几个刑种和量刑幅度，并且只有根据具体案件的量刑情节，才能最终决定具体犯罪人的宣告刑。其次，量刑情节是变更法定刑的依据。一般而言，法定刑一经确定，便对法官具有不容变更的制约性。但是为了使量刑能兼顾到具体案件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立法者在确定一般情况的法定刑时，总不可避免地要规定一些可以超越法定刑量刑的特殊因素。这些特殊因素，就是例外的量刑情节。如我国《刑法》第62条的规定就是该种情况的反映。量刑情节的这种变更法定刑的功能包括加重功能、减轻功能和免刑功能。第三，量刑情节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正确合理地评析量刑情节、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可以克服法律规范的保守性、僵硬性和模糊性等一系列弱点，使法律充满生机与活力，从而不致于因应付社会变化的需要束手无策而削弱法律的权威。同时，把握好对量刑情节的认定，可以避免法官以合乎需要为遁词，任意裁量、无法司法，损毁法制统一，避免误陷法律虚无主义的深渊。
　　正是基于量刑情节与量刑适当与否关系之密切，笔者拙以作文以促进对量刑情节理论研究的深入，并以此希望促进司法实践对量刑情节的良好运用。
一、量刑情节的法律界定
　　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尚未在理论上对“量刑情节”的概念达成统一的认识。笔者列举其中一二，供大家评析。
　　观点一认为，量刑情节是指定罪事实以外的，与犯罪人或其侵害行为密切相关的，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危险性程度，并进而决定处刑从宽从严或免除刑罚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1
　　观点二认为，量刑情节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量刑时，据以决定处刑轻重或免除处罚的各种情况。2
　　观点三认为，量刑情节是指存在于犯罪全过程，决定对犯罪人是否处刑或处刑轻重，所依据的罪前、罪中和罪后的一系列情况和环节。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即量刑情节是指定罪事实以外的，与犯罪人或其侵害行为密切相关的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序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序，并进而决定是否适用刑罚的处罚宽严或免除处罚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其功能是在定罪的前提下，并在相应法定刑的范围内或基础上，决定从宽从严处罚或免除处罚，其内容除犯罪事实外，还包括罪前表现及罪后态度。
二、量刑情节作用的具体表现
　　厦门市鼓浪屿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理了两起受贿案件：案件一之被告人吴某两次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6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案件二之被告人黄某先后14次收受贿赂，数额高达14万元，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两案同为受贿案件，判决结果截然不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量刑情节。
　　同一性质的犯罪，由于犯罪情节不同，其社会危害程度也不一样，因而处刑也有轻有重。刑法分则条文之所以规定一定的量刑幅度，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因此在法院确定犯罪性质时，也就确定了一定的量刑幅度，但是在这个幅度内如何裁量具体的刑罚，应当具体分析每一个案件和每一个犯罪人的特点，全面分析犯罪的情节。通常，量刑只能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量刑须与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及犯罪者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人身危险性只能作为行刑个别化的依据去考虑，即定罪量刑只能依据现行的犯罪行为和法律规定，刑罚的性质必须与犯罪的性质和轻重相适应。在上述两起受贿案中，两被告人均有自首、退赃(部分退赃)情节，且案件二被告人还有立功表现。正是基于有了如上之量刑情节，两被告人的量刑刑期均属从轻处罚范畴。由于犯罪情况极为复杂，立法者不可能对各种犯罪情况都规定相对应的确定法定刑，但又不能把量刑完全由法官自由决定。因此规定了量刑情节，这样，既使刑罚确定适应复杂的犯罪情况，又使量刑有章可循，不超出法律范围，避免刑之擅断。上述两案中判决结果的迥然，也正是罪刑相适应的体现。刑罚应与犯罪相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若刑事立法上对每一种具体犯罪情况规定相对应的确定刑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这样，引入量刑情节就成为必然。由于量刑情节是对反映社会危害性或人身危险性的各种情况的抽象概括，这就使法官能对每一种犯罪依其不同的量刑情节科以相应的刑罚，使罪刑均衡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得到充分贯彻，使刑罚既不失公正性，又具有预防犯罪之功利性。上述两案，若无量刑情节的差异，法官则可凭感觉或好恶对同类罪科处同样的刑罚，那么就容易显失公平。
　　量刑情节是随犯罪人实施行为而客观产生的，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存在于案件之中。它既包括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情节，如犯罪手段的残暴与否，犯罪后果的轻重等，同时也包括那些无形的存在于犯罪人主观方面的情节，如犯罪动机、目的和犯罪后的态度等。这些主观方面的情节虽然无形，但是仍然客观存在，可以通过对案件的考察、分析来认识或评价。如案件二中，被告人黄某先后14次收受贿赂，次数之多，数额之巨，可见其主观之贪婪。其行为不仅是一种财产犯罪，同时也是一种渎职犯罪。被告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比普通群众知法、懂法，他不仅没有起到表率作用，相反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犯罪活动，理应让他受到比普通刑事罪犯更加严厉的否定评价。因此，法官裁判时采用的是“可以从轻”而非“可以减轻”量刑原则。
　　刑法分则对受贿罪在数额方面作了不同的起刑规定。受贿罪的数额既是区别罪与非罪的量化标准，也是处罚轻重的量化标准。数额的大小，是衡量受贿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主要标志，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又是适用刑罚的基础，故数额就成为选择适用处刑制度的依据，从而使形形色色的受贿行为可以在法定刑的档次中“对号入座”。但是数额却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依据，因为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除了体现在一定量的犯罪数额之上外，犯罪的原因、手段、后果以及犯罪后的态度等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社会危害程度。因此在处理受贿案件时，忽视犯罪数额以外的情节是不对的。正是因为如此，案件二被告人的最终量刑才得以从宽处罚。因此我们说，正是由于量刑情节的客观存在和对之运用的需要和规定，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之相对确定条件下能够贯彻，避免了其趋于僵化而无法实现或因“相对性”过大而失去“法定”本意。
三、量刑情节的运用误区分析
　　在上述案例二中，因被告人黄某具有自首、部分退赃情节，同时又有立功表现，因此律师提出将数个从轻情节变为一个减轻情节的辩护意见，请求法庭予以考虑减轻处罚，甚至再低一档处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笔者认为这种建议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该建议没有客观地分析量刑情节的作用，有将情节作用绝对化之嫌，不利于合理准确地量刑。几个从轻处罚的情节合并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具有变更法定刑的功能。我国刑法对大多数犯罪，都规定了几个量刑幅度和档次，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轻或一般，再加上具有一些从轻处罚情节，法官在考虑刑罚轻重时完全有理由将这种情况置于刑罚较轻的幅度或档次中，用不着通过先考虑较重的刑罚，然后再依据几个从轻情节去减轻行为人的刑罚以达到罪刑相适应。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存在两个以上的从轻情节时，应当增大从轻的分量。案中黄某受贿14万元，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依司法实践，若不考虑量刑情节，仅以数额论，黄某的刑期幅度应为12—14年有期徒刑)，正是基于黄某数个从轻情节，法官予以了最大限度的从轻，以底线10年有期徒刑起判。
　　另外，律师提出的降一格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建议，笔者亦认为不妥。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减轻幅度是否有限制。虽然理论上看法不一，但是笔者认为，一个减轻处罚情节只能减轻一格，不能无限制地减轻。因为减轻处罚是相对于加重处罚而言的。依有关立法解释，加重处罚不能无限制加重，而是限于在法定最高刑以上加一格判处。对于减轻处罚幅度的限制应参照加重处罚的限制，从理论上进行反向推论。因此，减轻处罚不能无限制地减轻。同时适用减轻情节时只能逐一地递减，而不能呈跳跃式地减轻。该案中法官的判决与律师的建议有着巨大的分歧，这不仅是对量刑情节理解不同的结果，也是对量刑情节运用不同的结果。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在量刑时恰如其分地把握好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并非易事，这主要是由量刑情节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的。量刑情节的适用不可能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而要根据具体法律规定和各种情节进行把握。在具体裁量过程中，我们应该：一、要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反社会性的大小为标准决定刑罚的轻重，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个情节因素而夸大量刑情节的作用，使其成为量刑的决定因素；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量刑情节对量刑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将量刑情节统一于量刑的根据之中统一考虑；三、全面考虑量刑情节的原则。通常案中量刑的情节种类繁多，其中既有有利于犯罪人的情节，也有不利于犯罪人的情节；既有法定量刑情节，又有酌定量刑情节；既有应当情节，又有可以情节；既有罪前情节，又有罪中、罪后情节。当然这种把握也并非意味着否认种种量刑情节对量刑轻重的影响有大小之分和轻重之别，把种种量刑情节完全均等地看等，相反，而是要求法官对量刑情节进行全面考虑，防止片面性。
四、“能人”犯罪的法律思考
　　案件一中，被告人吴某系某医院副院长、外科主任、省级专家，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因此量刑时，合议庭成员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吴某曾经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虽然走上犯罪道路，但可以将功折罪，对其所犯罪行可不予追究或从宽处罚。并且《医师法》即将颁布，受到刑事处罚的人不能取得医师资格，若吴某被取消医师资格，对社会、对患者、对其自身都是一个大损失，因此建议法庭考虑以上量刑情节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犯罪的能人决不能网开一面，更不能法外施恩。吴某虽然具有“能人”的身份，但是决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该特殊的公民。若对吴某不予追究或罚不当罪，就会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遭到破坏。对他纵容，就意味着公开承认犯罪人身份的差别和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因此对被告人吴某必须依法处惩，处以实刑，以威慑和教育其他不稳定分子。
　　第三种观点认为要综合地分析案中吴某的有关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在从宽处理的同时又要从严把握。因为从法制原则看，必对他依法查处，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从经济原则看，他是具有一定专长且社会需要的医疗骨干人员，对其科以刑罚，对社会也是一种损失。因此综合案件处理的法律后果和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认为对被告处以缓刑为妥。
　　笔者认为，要科学地看待象吴某一样的“罪人兼能人”身上所出现的社会危害性和潜在的社会有益性。综合全面地评析案件中的各种量刑情节，在查清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了解他们的一贯表现、犯罪原因、犯罪动机、认罪态度、经济情节，切实掌握犯罪的来龙去脉，根据不同情况慎重地区别对待，防止仅仅按照数额框框一刀切的简单处理。要采取特殊处理方法，采用不同于处理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方法，在贯彻法制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兼顾经济原则，充分发挥缓刑、管制和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作用。观点一将社会舆论和形势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欠妥。这些因素虽然对量刑可能会产生某种影响，但它们与犯罪人自身或犯罪行为无关，因而只能成为影响量刑的外在因素，而不是量刑情节。法院结合被告人自首、退赃以及被动受贿等情节，综合考虑了被告人在医疗技术方面的专长等外在因素，作出对被告人吴某处以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的判决，笔者认为是适当的。
五、量刑情节的立法化刍议
　　笔者认为《刑法》第61条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外，就是没有将量刑标准具体化和没有按照情节轻重将刑罚等级化。量刑的根据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反社会性的统一，这只是审判人员量刑的一个总的标准，仅凭这一个总标准量刑是不够的，它缺乏具体的指标或载体去体现。量刑的内容通常包括四个方面：1?决定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2?决定对犯罪人判处怎样的刑罚；3?决定对犯罪人所处的刑罚是立即执行还是缓刑；4?量刑须依据法律的规定。由于量刑关系到司法的威严，也关系到对当事人的生杀予夺，所以法律采取了两条措施尽量保证量刑的公正合理，以避免量刑上的不均衡。一是通过上诉或抗诉从刑事诉讼程序上保证尽量减少和改正量刑的误差；二是在刑法中规定量刑的原则和标准，从实体法上防止量刑畸轻畸重现象的出现。
　　德国刑法明文规定了量刑原则并由此定出了量刑标准。该法第46条第2款规定：“法院于量刑时应权衡一切对犯罪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况，尤应注意下列各事项：犯罪人之动机和目的；由行为所表露之心情及行为时所具意念；违反义务之程度；实行之种类及犯罪之可归责的结果；犯罪人之生活经历，其人身的及经济的关系，以及其犯罪后的态度，尤其补偿损害之努力。”代表当今西方国家刑法最新发展潮流的法兰西1986年刑法典修正案，对量刑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规定。该法第132条规定：“在法律以及命令的规定的限度内，法院必须考虑犯罪的各种情节、被告人的人格、其精神状态或神精性的精神状态，其收入和负债、其动机以及犯罪后的行动，特别是对被害人的行动，根据这些来宣告刑罚，决定刑罚制度。”
　　日本1974年修正刑法草案关于刑罚适度的一般准则之第2项规定：“适用刑罚时，必须考虑到罪犯的年龄、性格、经历和环境、犯罪的动机、方法、后果和社会影响，罪犯在犯罪后的态度和其他情节，应该达到有利于遏制犯罪和使罪犯改过自新的目的。”美国则是由隶属于美国国会的量刑委员会制定了《美国量刑指南》，详细规定了一个包括43个等级的量刑等级表，以解决技术上和实际上的问题，作出判决的法院必须在指定规定的幅度内进行裁判。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借鉴国外的做法，笔者建议刑法条文中增补具体的量刑标准，同时将一部分酌定情节法定化，使其上升为法定情节。因为一个有效的、合理的量刑制度可以提高刑事司法制度同犯罪作斗争的能力；并且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对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因为不明确的刑法不仅有使无辜者身隐囹圄的危险，而且由于它根据特别的主观的基础，伴随着司法上任意的差别对待和应用法令或含混的基本政策的危险3。具体的量刑标准便于法官权衡一切对犯罪人有利或不利的情况，并注意各种对量刑轻重产生影响的事项：犯罪的动机目的，犯罪时所受的刺激，犯人的年龄、性格、经历以及环境，犯罪的手段、结果以及社会影响，犯罪后的悔悟态度特别是为补偿损失而作的努力以及其他情况；在科处财产刑时还应考虑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明确具体的量刑标准，可以告诉法官应考虑哪些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情节因素。原则是粗线条的，标准的线条则比较细，合起来便使法官的行为有所遵循。当然，立法明确性并不反对法定刑应当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留有余地乃是明智之举。新刑法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之处，如将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按照犯罪数额和情节，规定了5个量刑档次，克服了1979年刑法法定刑跨度过大的弊端。
　　有观点认为不宜将量刑情节细化(下转第34页)(上接第6页)规定于刑法典上，应在司法解释中予以说明。笔者认为不妥。首先，过多的刑事司法解释会导致法官个人能动性受限制。司法解释与法官合理适度的自由裁量权不能划等号。法官仅依赖司法解释，不考察每个案件的具体情节，仍然会发生定罪不准量刑不当的问题。其次，司法解释的形成有法官造法之嫌，其制作程度颇有争议。因此依笔者之见，在刑法中将量刑情节的具体标准明文规定下来后，就不宜有过多的司法解释，而应当提高法官的个人素质，允许法官在合理的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准确公正处理每个案件。
　　另外，在量刑情节详实和完备的基础上，立法上还应将某些罪的量刑情节依其轻重顺序加以排列，并列出与之相对应的刑罚等级和档次，这样便于法官在量刑时能根据犯罪人的情节轻重选择相适应的刑罚。美国刑法根据情节将罪分为四个等级，每一等级又分为若干个级，然后再规定与之相对应的刑罚、罪刑等级制便于法官掌握，消除了罪与刑之间可能出现的悬殊不当，使“罪刑相适应”原则进一步法律化和制度化。
　　结合我国刑法，由于不少条文将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三种功能都集中于一个情节，无形中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建议在法律条文上将情节内容具体划分为三个等级，与从轻、减轻和免除刑罚三个档次相对应，或是减少一个情节的多个功能与档次。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刑法条文的可操作性，这也是减少量刑失衡的重要手段。
六、结束语
　　由于社会的复杂多变性，决定了每个案件的事实都是独特的、纷繁复杂的，因此，对量刑情节的评判便应这些独特的个案事实的公正合理的需要而生。对量刑情节的分析评判过程就是把抽象的法律规范运用于单个具体的案件事实以实现个别公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必须对照法律条文详细考察这些独特的情节并考虑社会需要，以便作出最合乎法律及情理的、公正的判决；在这个过程中，个案独特的情节是法官评判权运作的起因又是其运作的归宿，即法官之自由裁量权因个案情节而产生并以公正合理解决个案事实情节为其根本目的。因此，对量刑情节的评判是一个理性的、辩证的思维推理过程，从容驾驭这个过程，也是对一个高素质法官的基本要求。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区人民法院)
　　
　　
　　
　　注释：
　　1参见喻伟著《刑法学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
　　2参见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3参见卡尔威因(美)《美国宪法释义》，徐卫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无罪辩护在中国——夹缝中求希望

王思鲁
　　 ————庭辩艺术鉴赏丛书之二————


《无罪辩护——直击王者之辩 开启成功之门》


前言


无罪辩护在中国－－夹缝中求希望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律师网（www.jylawyer.com）首席律师王思鲁)



【金玉良言】不畏风险，穷尽一切手段,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竭力赢取胜诉是律师的责任与天职。无罪辩护本应是律师的神圣职责，律师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法律资源，在事实、证据或程序上不失时机地、大胆地、专业地为被告人作强有力的辩护，最大限度地完成辩护使命。

【金玉良言】尽管无罪辩护在中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适应国情，专业地、有技巧地处理案件，无罪辩护还是可以在夹缝中求希望的。

【金玉良言】对律师来说，不能抱怨法律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也不能艳羡欧美同行驰骋辩护疆场的潇洒，不能急功近利求名心切，而应修“德”忘“名”，努力强化自己的内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帮助当事人实现法定利益。正如布鲁厄姆爵士所说：“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不惜任何牺牲。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应该承认，在时下的司法环境中，无罪辩护走得相当曲折。因为评价案件质量的指标之一是无罪判决率的高低，因此导致有关部门及人士对无罪判决率的空前追求，上至上级领导，下至本院领导一而再地三令五申，某些地方的司法部门把“若干年无罪判决率是零”作为成绩大肆渲染，另有一些部门甚至将无罪判决率与评优和提职等联系起来，从而助长了司法机关乃至其工作人员对无罪判决率的疯狂追逐。而法院往往也因受到社会氛围、制度牵制的影响，束手无策，为避免重重障碍，作出的无罪判决寥寥无几。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在中国，成功的无罪辩护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3年至1997年，五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43.7万件，其中，免予刑事处分的占1．42%；宣告无罪的只占0．43%。直至1998年—2002年，比例才有所提升。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五年来，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83万件，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81．9万人，占25%，对不构成犯罪的1万多名自诉案件被告人、1.7万名公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确保无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的立法精神。
但是好景不长，在2002年之后，无罪辩护成功率在中国又呈下滑趋势。据《最高检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情况的报告》：无罪判决率由2002年的1．8‰下降到2005年的0．49‰ 。
应该坦然，现实中，可以说“无罪判决难，难于上青天”。是否应采纳无罪证据，是否应作出无罪判决，释放被告人，往往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和证据事实的问题，而是要受到环境或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司法实践中，公、检、法机关是重配合而轻制约的，形成了无须戳破的“秘密”──公检法仍然是一家。由于案件质量是检察工作的主线，法院的无罪判决又被作为衡量公安、检察机关是否办了“错案”的标准，进而作为决定国家赔偿责任的依据，因此，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时通常会很“慎重”，公安、检察机关的利益首当其冲地成为重要的考虑对象，十分看重与同在党的领导下的公、检、法机关的协商解决。这种公、检、法机关内部协调的潜规则在一些地方甚至用作经验来炫耀。法院拿到案件后，先进行审查，觉得有问题，就让检察院撤回去，另作处理。实践中存在的“实报实销”（被告人已经被关了多久、就判处多长刑期）、对在押被告人判处缓刑、允许检察机关撤诉等等，都是一种折衷的“双赢”处理方法。法院作出这种处理后，公安、检察人员即可摆脱“错案”的追究责任，公安、检察机关也不必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被告人也因从羁押中重获自由，往往会“见好就收”，默默接受司法机关给的“难能可贵的自由”，而不再话语！
《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修订颁行后，许多人以为律师的冬天终于过去，春天欣然地来临，刑事辩护律师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但结果却令人们大失所望，自新法实施至今，刑事辩护遇到的障碍却越来越多，刑事辩护愈来愈难。某些司法人员法律意识淡簿，法律水平一般，可“官本位”思想严重，他们将司法机关视为“衙门”，时常对律师作威作福，《刑法》第306条律师刑事辩护的禁止性规定，更是被用作“向辩护律师横空刺出的一柄达摩克里斯利剑”，高高地悬在律师的头上，准备在关键时候落下，给律师点颜色看看。遇到律师在庭审中提出相左或新的观点、论据时，他们就“竭尽全力”地或压制，或打击。在有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中，一旦发生证人拒证、翻供或串供等情况，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律师为了胜诉，为了自身利益，在捣鬼，暗地诱证人。更有甚者，或因律师推翻了控方的指控，或因律师提出了与控方不同的证据，就被怀疑提供了伪证，而给律师盖上“伪证罪”、“包庇罪”、“妨害作证罪”的帽子，强行入罪！据有关统计，律师因办理刑事案件而“蒙难”的案件呈直线上升。仅《刑事诉讼法》修订颁行后的一年内，全国就有一百多个律师被抓被判。例如，1997年3月，湖南云梦律师事务所刘正清律师受一被指控受贿罪的被告人的委托，担任被告人上诉的辩护人。刘律师接受委托后，经过详细的调查，最后认为被告人获得的2万余元款项，属于借贷关系，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结果，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而云溪区检察院却因刘正清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参与本案，并向二审法院提交了多份证言，导致证据冲突、混乱，致使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将此案发回重审的，因此，检察院认为这是刘律师在背后捣鬼、引诱的结果。所以，于1997年11月5日，在刘律师作完该案重审辩护后，刚走出法院大门时，即被检察院以“问话”为由，强行带到了检察院，随即以“妨害证据罪”批捕。案件发生以后，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在审理中，法庭与旁听律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数名律师被殴打、扣押。直至1998年3月，检察机关才撤销了该案件，此事终算落下帷幕，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诸多的困惑与思考。
此外，刑事辩护律师的风险还有来自当事人。因代理刑事案件被对方当事人毁容，或抠眼珠，或威胁恐吓。甚至连自己当事人及其家属也会打击自己。例如，2004年，在河南省原阳县就发生过一名辩护律师因自己恪守律师职业纪律和执业道德，没有按照当事人家属要求为被告人串供而遭到陷害，而被错误逮捕，招来了牢狱之灾。
公安、检察机关的错抓、错拘，或乱抓、乱拘，对方当事人的打击报复，甚至自己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恩将仇报，造成了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恐慌心理：自己为被告人辩护，反而自己也成为了被告人，以致刑事辩护成为律师执业的雷区，绝大多数的律师都不敢贸然涉及。有的律师直接宣称不接刑事案件，有的律师事务所为了防范风险，将不办理刑事案件作为一项纪律。据有关统计，目前刑事案件中律师的参与率下降至不足30％，使得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刑事辩护制度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难怪有律师由衷感概，“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当然，这并不是说律师就不可能构成犯罪。在律师参差不齐的队伍中，难免“鱼龙混杂”，出现个别“害群之马”，有的的确已构成了犯罪，受到法律的制裁并不冤枉，但有的人对个别律师涉嫌犯罪幸灾乐祸，他们趁此大肆渲染，大做文章，力图贬低律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有人或认为辩护律师是在替坏人说话，因为站在被告席上的被告人都是坏人；或认为律师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诉棍；或认为律师是“伶牙俐齿，颠倒是非”的伪君子；或认为律师是 “丧失立场，助长腐败”的罪魁；甚至认为律师是为一个明显有罪的委托人辩护，看来该律师自己也好不了多少。还存在一些人责难律师的无罪辩护给司法机关“雪上加霜”，“长坏人士气，灭国家权力威风”，导致被告人抗拒服法，降低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效力。于是，就有人建议：“要明文规定，对乱作无罪辩护，屡教不改者，吊销其律师执照。”其实，刑事辩护律师本来是为当事人洗清罪名、免受冤屈，替被告人说话是其职责所在，但在诉讼过程中，面对滥施权力的机关，乱用职权的“老爷”，律师自己也只能束手被擒，发出了“谁来为律师辩护”的无限感慨。
毫无疑问，不畏风险，穷尽一切手段,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竭力赢取胜诉是律师的责任与天职。无罪辩护本应是律师的神圣职责，律师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法律资源，在事实、证据或程序上不失时机地、大胆地、专业地为被告人作强有力的辩护，最大限度地完成辩护使命。无论是王张江姚“四人帮”、还是邓斌、陈希同等被告，在法院审判并作出判决之前，他们都不是罪犯，依法都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曾说过：“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维护、帮助当事人行使其应有的辩护权利，是律师的职责所在。但为他们辩护，并不代表律师就认可或欣赏他们的行为。对此，美国最著名的辩护律师之一艾伦·德肖微茨也曾作过精辟的阐释：“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为之辩护的委托人可能会再次出去杀人，我也不打算对帮助这些谋杀犯开脱罪责表示歉意，或感到内疚。……我知道我会为受害者感到难过，但我希望我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就象一个医生治好一个病人，这个人后来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是一个道理。”
尽管无罪辩护在中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适应国情，专业地、有技巧地处理案件，无罪辩护还是可以在夹缝中求希望的。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杀妻骗保”案中的被告人王洪学、王洪武兄弟宣判无罪，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谋杀案的被告人尚某宣告无罪，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对三名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发回重审后被改判死缓的杀人、抢劫疑犯宣告无罪。在我们的以往经验中，成功的无罪辩护也不鲜见。如：马X明涉嫌共同巨额贩毒被判无罪，龚X涉嫌合同诈骗及虚报注册资本被判无罪案等等诸多成功无罪辩护案例。在不甚理想的司法现实中，律师也只有在深谙国情基础上，专业地、有技巧地进行“中国式”的辩护，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做到“以经典辩护成就品牌，以满腔热血推动法治”。多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使我们认识到：追求最出色的刑事辩护，首先，必须避开职业陷阱，否则，全功尽弃。其次，更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开放的办案思维、高超的论辩技巧和无畏的时代精神。如同胡乔木同志在第一届全国律师大会上所说：“你带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也曾说：“律师本身应是法制建设里面最好的一面镜子，律师在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律师里看到的东西最清楚，碰到的问题最深刻，所受的切肤之痛比别人更多。” 对律师来说，不能抱怨法律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也不能艳羡欧美同行驰骋辩护疆场的潇洒，不能急功近利求名心切，而应修“德”忘“名”，努力强化自己的内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帮助当事人实现法定利益。正如布鲁厄姆爵士所说：“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不惜任何牺牲。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们一直思考，如何将我们的实战经验，以最好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老子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及，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因此，我们整理了这本全面、深度描述无罪辩护案例的专著。所选案例均是我们多年执业的精髓所得。希望读者能从中受到启迪。“庙廊之才，非一木之枝”，区区微衷，尚请贤明鉴之。
鲁迅有句名言，相信大家都记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转轨阶段的中国，法治的进程必定是充满荆棘，时代需要有挑战强权的大无畏精神，地狱之门向我们趟开着，让我们一起用满腔的热血去换取中国的法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