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6条
立法理由及相关立法证据的搜集

齐 汇

一、引言

建筑物及其地上物致人损害责任，亦称为建筑物致害责任、地上物致害责任、地上工作物致害责任。这种特殊侵权责任是指建筑物及其他地上工作物因设置和保管不善，给他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的特殊侵权责任。 《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这一条文规定的特殊侵权责任，就是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已经成为共识。 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规则；也有学者认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规则， 这两种主张都是不正确的。

首先，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人损害责任不是一般的侵权责任，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归责。 其次，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原意，该条后段规定“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就是为了适用侵权法中过错推定原则，而不是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民法通则》中除了第126条是关于过错推定归责原则的规定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条文款项是对于此种归责方式的规定？过错推定的理论基础和产生的社会背景到底是什么？过错推定在诉讼法上是如何得以体现和展开的？建筑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中是如何规定的？这一问题在比较法上有何种具体的表现？这些问题将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二、比较法上的研究

日耳曼法和罗马法都有关于建筑物及其他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前者规定，建筑物致人损害，不论其为所有人或占有人，也不论其有无过错，只要对物的利用有利益者，均应负赔偿责任。罗马法规定，建筑物崩塌所生损害，由其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法国民法典第1386条规定：“建筑物的所有人，对于因缺乏维护或因建筑物的缺陷所发生的坍塌而引起的损害，应负赔偿的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36条规定：“第一，因建筑物或与土地相连的工作物的倒塌，或因建筑物的或工作物的一部分剥落，致人死亡或损害人的身体或健康，或毁损财物时，土地的占有人，以倒塌或剥落系因建筑物有缺陷或保养不足的结果为限，负有向受害人赔偿由此而造成损害的义务。第二，如果占有人对防止危险已尽相当的注意者，不负赔偿的义务……。”紧接着，BGB在第837条和第838条中规定了建筑物占有人和建筑物保养义务人的责任。日本民法第717条规定：“土地工作物的设置或保存有瑕疵，致他人产生损害时，工作物的占有人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占有人为防止损害发生尽了必要注意时，损害应由所有人赔偿。”瑞士债务法第58条规定：“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之所有人，对于因设计建造或保管有瑕疵所产生之损害，负赔偿责任。所有人对于因此应负责任之他人，得行使求偿权。”在英美法中，建筑物致人损害，分为在室内致人损害和在室外致人损害两种情形，均为侵权行为，得依过错或严格责任请求赔偿。我国民法通则第１２６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可见，自罗马法、日耳曼法以来，民法均规定建筑物及其他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些规定存在诸多差异，如在直接致人损害物体的范围、责任人、归责原则等方面的规定都不尽相同。而从这一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角度以比较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

关于建筑物及其他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适用何种归责原则，素有争议。这一分歧从古代法上即已反映出来：日耳曼法对此适用无过错（严格）责任；罗马法则主张适用较一般过错责任稍重的责任。法国法一般认为其适用无过错责任。德国民法对此的规定是过错推定。意大利民法对此规定的归责原则是过错推定。而瑞士债务法所规定的，更接近于过错责任。在英美法中，所有人或占有人分别不同情形承担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我国学者认为，可将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概括为三种情形：推定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结合责任。日本民法学界，早期对此主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后来逐步发展为无过错责任。甚至有人认为“工作物责任＝无过错责任”。我国民法学界大多数人主张这类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张新宝教授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所规定的责任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从大陆法系的民法理论上观察，过错推定仍然属于过错责任的范畴——仍以过错为责任的前提，而不同于无过错责任那样不考虑行为人有无过错的问题。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的过错责任：过错推定是由法律假定行为人有过错，因此受害人无须对行为人的过错进行举证和证明。行为人如果要免除自己的责任，则有义务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这实质上是一种举证和证明责任在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转换。基于这种考虑，构成此类侵权责任，仍以过错为要件。

三、过错推定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只体现在126条吗？

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所规定的赔偿责任，以大陆法系理论观之，应为过错推定，属于过错责任之特殊情形。在实践中，受害人不负对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加害人得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除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原则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为了应付一些前所未有的特殊侵权行为案件的处理的产物，而随着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大陆法系民法中的确立和广泛适用，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变得比较小。虽然有人十分推崇过错推定，以此补充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并用它来充实我国侵权责任的一元化归责原则， 但理论界对此支持者不多。在立法上，民法通则既规定了过错责任，也规定了无过错责任，真正适用过错推定的，只有第126条。但是在研究中有人主张通过推定的广泛适用来解决诸如产品责任、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一类的侵权行为案件，从而实现归责原则的一元化。 也有的学者如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关于建筑物、悬挂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是对特殊过错推定的规定，但是特殊过错的推定不限于这个条文。他认为《民法通则》第121条、122条、123条、124条、127条均是有关于过错推定的责任规定。 同时，他认为我国许多特别法条款的规定中也体现了过错推定，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6条等。 也有的学者一方面认为过错推定仍属于过错责任范畴，另一方面又将过错推定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的一项归责原则，将其与过错责任原则和危险责任相并立。这种认识在逻辑上出现了前后矛盾的错误，不值得采纳。 张新宝教授认为，过错推定仍然属于过错责任原则的一部分，是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它仍然以加害人的过错为责任的根据或标准，因此不可以将其与过错责任相提并论，更不能将其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之一。从我国民事立法的现状看来，过错推定仅仅在一个法律条文中（即《民法通则》第126条）得到集体的适用，而不是广泛的运用。无论是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还是之后，理论界都很少有人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以及动物致人损害等侵权行为采取过错推定的方法。例如，《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曾经影响极大的由佟柔教授主编的《民法原理》一书中认为，有一以下几种侵权行为并不需要同时具备损害、违法性、因果关系与过错四个要件，被告才承担民事责任，他们分别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责任、国家机关对其公职人员致人损害的责任、法人对其工作人员致人损害的责任、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高度危险业务的无过错责任以及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责任。该书还明确认为，高度危险责任业务之人损害的责任属于典型的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 《民法通则》颁行之后，佟柔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更加明确地将《民法通则》第121条、122条、123条、124条、127条认定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却没有将第126条认定为无过错责任原则。 另外，在我国民法学界还有另一位重要的学者??江平教授，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民法通则刚刚出台并颁行之后，江平教授在1987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政法论坛》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法中的视为、推定与举证责任”的文章，其中详细论述了过错推定在我国《民法通则》中仅仅只体现于第126条的看法。江平教授在文章中提到：“过错推定是法律推定侵害人有过错，但允许他举证推翻这种推定。属于这种情况的是民法通则第126条”。在其后的论述中，江平教授再也没有举出《民法通则》中属于适用过错推定的条文。可见过错推定只适用与《民法通则》第126条是立法者和当时立法过程中主要学者的基本立场。

四、过错推定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适用的社会基础

在我国80年代中期和后期，建筑物倒塌致人和财产损害；居民楼窗、阳台上搁置的花盆坠落伤人；以及其他搁置物、悬挂物摔落，造成对他人的损害等等，这些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 报纸上曾报道，楼房阳台塌落造成伤害的；大楼门口前门厅顶板因站人过多超重塌落伤人毁车的；甚至如东北某地发生整撞楼房塌落造成伤亡的。 这些事件在当时的社会中常常发生，有时甚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导致社会中很多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例如：泰山小区八号楼十二层居民张由义酷爱花草，在其阳台上放置花盆数个。1983年8月3日，天气突然变化，刮起8级大风，将张由义的一个瓦质花盆吹落，正好砸在行人王匡头部，血流如注。后经医院治疗痊愈。花去医疗费50元，误工费30元。王匡向法院起诉，要求张由义赔偿。张由义以花盆为风刮落，不是自己碰落为由，拒绝赔偿。

据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当地气候以风沙天著称，每年七到八月风力常在七到八级左右，故案件发生当天为八级大风，并非当地罕见气候。

法院查明上述事实后认为：张由义为本地居民，对该地夏季风力较大的气候特点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故在高层建筑物上放置物品，应当预防被风吹落，发生危险。但张由义并未采取任何防风措施，在阳台上放置了花盆，造成花盆坠落砸伤行人的严重后果。故张由义对王匡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经调解，张由义自愿赔偿了王匡的全部损失。

又如：被告黑龙江省某市某银行于1980年在某市某街37号建有3层砖瓦解构房作为宿舍，3楼屋西建有砖砌花格女儿墙，年久失修，曾于1991年10月间因居民晒被子倒塌过一小段，但未引起被告重视。1992年1月28日，原告程某（8岁）随父母到居住在该楼的祖母家中，在院中玩耍，恰逢该女儿墙倒塌，被掉下的砖块砸中头部，当即昏迷。经抢救并数次治疗，颅骨被切除68厘米，需到15岁时用玻璃钢修补，诊断为开放性颅骨损伤，硬膜下积液，蛛网膜囊肿，左侧体偏瘫，为甲级重伤。程某之父与被告交涉请求赔偿，被告声称不应由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原告诉致法院。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用花格砖砌方式建女儿墙是不安全、不符合正规设计要求的建筑物，据此被告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构成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故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两个案例都充分的说明，在80年代中后期乃至90年代初期，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案件非常的频繁。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也是纷纷报道了这些楼房倒塌或者搁置物、悬挂物坠落致人损害的事件。由于当时管理水平的缺失，导致大量的建筑物存在者质量方面的安全隐患。加之当时高层建筑刚刚在城市兴起，关于高层建筑安全防范知识还比较缺乏，立法也没有跟上，所以致使大量的事故围绕着高层建筑展开。在没有现代城市高层建筑时，人们往往住平房，不少家庭还有自己的一块小花园，可以种些花草。可是，当人们随着现代高层住宅的兴起，纷纷搬进高层楼房，但是养花的习惯依然保留，导致在80年代后期有一段时间高层住宅上满是花盆的现象随处可见。80年代后期的公益广告中也常常看到提醒高层住户不要种花的宣传内容。

由于高层住宅问题在社会中积聚的上升，引起了国家上层机关的重视。国务院办公厅于1986年12月13日转发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整顿建筑市场情况报告的通知》 。因此在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立法者一方面从比较法的角度考虑到对于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案件实行较为严格的归责方式，另一方面又充分的落实了当时中央的要求，迎合了时代的发展。可是，建筑物致人损害毕竟不同于环境污染、动物致人损害、国家机关职务致人损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一样实行严格责任，对于这种方式的损害不能在举证责任转移问题上施加给加害人过大的压力，因此立法者在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找到了过错推定的方式来处理这类问题，可谓之公允。

五、民法通则第126条中证明责任倒置的相关问题

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可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往往带有一种权利的色彩，他是在证明案件过程中，当事人就自己主张之成立以及对方主张之否定加以的积极证明权利构成抑或不构成之要件事实的一种行为，而行使这种证明的行为往往表现为一种权利。客观的证明责任则是指案件中某个双方争议的权利或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依据一定的证明责任分配之方法，应当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由于主观的证明责任在实践和理论上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故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已经几乎全部偏向了客观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这一问题之上。正如汉斯认为，那种认为在不存在真伪不明的条件下也可以适用证明责任裁判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客观证明责任是一种法定的风险分配形式。这种抽象的风险分配在每一个诉讼开始之前就以经存在，就像实体法之请求权规范一样。 按照德国诉讼法大师罗森贝克的观点，待证事实分为三类，即某种权利产生的事实、某种权利消灭的事实以及阻碍权利产生的事实。罗森贝克教授独创性地从法律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发现分配证明责任的原则，提出当事人对某种权利产生的事实和妨碍权利产生或使已经产生的权利复于消灭的事实在某诉讼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须加以证明，否则将有可能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最高法院的《民事证据规定》第4条第4款规定：“建筑物或者其设置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一条规定的基础是《民法通则》第126条建筑物致害具体规定在证据法上的体现。其进一步强化了《民法通则》第126条适用“过错推定”的色彩。按照一般的侵权情形，权利人必须首先对于权利产生的事实加以证明。一般侵权案件构成要件分为四个部分，即被害人损害之事实、加害人有损害行为、损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加害人有过错。一般的侵权行为中，被害人必须对以上构成要件的事实加以证明。但是由于现代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侵权行为具有了新的性质，如高空落物致害、公害侵权、环境侵权、医疗侵权等等。在这类侵权行为中，往往能够证明加害人有过错的证据和基本事实掌握在加害人一方的手中，造成了“证据的偏在性”，因此法律基于对受害人权利救济的合理保护目的，将侵权案件构成要件中的某些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负加于加害人一方，以实现权利的合理救济，体现程序之正义理念。

在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案件中，要求无辜的被害人对于被告的过错加以证明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是否有过错的信息资源往往掌握在加害人手中，加害人相比于被害人更加了解致害的原因以及发生过程，因此法律理所应当将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方，以实现对被害人的救济，从而进一步实现侵权行为法的价值。《民事证据规定》第4条第4款后段言及：“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其含义应当是先推定加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某种过错，再由加害人就其没有过错加以证明。这里所“推定”的只有过错，而不是全部的责任构成要件。从免责是由上来说，加害人只要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可以推翻这种推定和假设。但是在严格责任中，加害人单单只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还不能构免除责任，只有当其对于法律规定的事实（如不可抗力、被害人故意等）加以证明之后才可以免责，有的情况下就算加害人可以证明上述事实也不能免责，例如空难案件。

江平教授指出：推定侵权人过错就是指侵害人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能免除其责任。在一般侵权行为中，受害人必须证明侵权人由过失，否则侵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负有证明责任；而在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中加害人必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其将承担败诉的风险。但是这种责任还不是无过错责任，她仍然时过错责任，只是这种过错是推定的罢了，加害人同时还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来免责。
　　探究企业现代内涵 完善现代国企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概念的提出早见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建立“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决策科学、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从党的这三个决议来看，对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经历了提出、推动和完善的不同阶段。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原则和方向是一致的，与时代特点相适应，针对当时突出的问题，其具体内容、任务和要求又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经历了三十五年的历程，国有企业始终是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从基本理论上探究现代企业之内涵、把握企业制度本质。
　　一、现代企业制度内涵探究
　　　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制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制度，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弄清基本概念之内涵，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有效地付诸实践。
　　　“企业”这个词的英语是“enterprise”，源自于拉丁语，是由“enter”和“prise”词复合而成的。拉丁语“enter”，具有“获得、开始享有”的含义，引申为“盈利、收益”；拉丁语“prise”则有“撬起、撑起”的含义，引申为“杠杆、工具”；两者合并为一个词“enterprise”，就是“获取盈利的工具”之意思。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转向西方，学得了“企业”这个词汇，但是，加注了东方文化的诠释。日语中的“企业”是指，商事主体企图经营某项事业，且有持续发展的意思。从汉语词源我们知道，企，人止也；业（?I），大版也。从说文解字可知，企业就是指为实现共同的事业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很显然，日语中的“企业”之涵义是在汉字中汲取了精华，时至今日，日本一些著名的大企业之公司章程总纲中都明确宣誓“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努力奋斗”之理想。我们的词典、教科书和社会流行的观点则认为：企业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个概念强调的是“盈利为目的”，唯利是图则不难理解劳动关系矛盾冲突、安全事故频现、伪劣产品盛行、环境恶劣污染、生态极度破坏等问题，——所有这些在二战前的欧美国家比比皆是。以盈利为目的观点实际上是承接了西方企业的原始含义，却失去了我们固有文化的精髓，这种价值判断的“企业”绝非“现代”企业。
　　所谓现代企业，从时间角度认识，应当体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对人类社会既往教训反思后的价值理念；从本质的角度认识，现代社会的理念至少包括“人权、民主、道德和科学”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如果说原始或近代企业是以“资本至上”为价值判断的话，现代企业则必须是是“人本至上”为最高准则。“资本至上”的企业追求的是资本回报的最大化即不择手段地无度追求利润，以此为终极目的。“人本至上”的现代企业则以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为终极目的，在对社会的贡献中发展，获得合理的利润。笔者认为：现代企业是投资人、管理者和职工等相关群体，通过生产或服务满足和引导消费、提升生活品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人生社会价值的组织。这样的价值理念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关于企业本质的诠释。古今中外载入史册的伟大企业，无不贯彻着这样的价值理念。实现人的社会价值、承担社会责任为理想的企业，其组织形式则不拘一格，个体商户、私营企业、家族企业、合伙制企业、股份制公司、国有企业等等，都可以成为现代企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现代企业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指以现代企业价值理念实现运营的程序、规范等组织体系（或称管理制度）。公司制企业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某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其董事会、经理人和监事会的相互制衡之“民主”性，但是，这依然是建立在“资本至上”的“资本”民主。构成企业的三要素“人、财、物”，其核心应当是“人”，投资人、经理人和职工，人权平等、尊严保障、共建共享、奉献社会，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
　　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演进
　　　在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国有企业这个概念，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国有企业制度。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苏维埃搞共和国”之企业，便确立了工人参加管理的“经济民主原则”和党政工“三人团”民主管理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得到确立和完善，继续坚持工人参加管理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企业一度学习苏联的“一长制”管理模式，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罢工等事件频发。上世纪六十年代鞍山钢铁公司群策群力积极探索，形成了现代企业“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被伟大领袖毛泽东把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具有现代企业价值理念的管理制度，概括为“鞍钢宪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为解决效率问题，改革国有企业推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下放企业经营权”等策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把现代企业制度特征概括为：“一是产权关系明晰，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应依法破产。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所有企业都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重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把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升级为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综述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历程，显而易见，改革不同阶段都是以当时国有企业存在的重点问题而设计的，偏重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指向的是企业按照市场规则独立运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仅重申制度层面的改革，更体现出对现代企业制度内涵的要求：“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以“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等等。。
　　三、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明确定位了产权：“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决议在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管理层面上要求：“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笔者以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还应当在下列几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培育现代企业文化，以共同的价值观凝聚职工。
　　文化是需要长期培育的，是人们以共识的价值理念为准则形成的行为习惯。现代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以“人本至上”为最高准则，尊重劳动、保障人权、民主共治，承担社会责任。培育现代企业文化需要摒弃对资本的崇拜，企业并非投资人的私有财产，而是经济活动中的“法人”。投资人以在企业的资本增值显现其人生价值，经理人以智慧实现企业的高效运营展示其人生价值，职工在企业创造优质商品和为社会提高优质服务的过程中体现其人生价值，——他们个人的价值无不是以企业被社会接受和赞誉为基础的。有鉴于此，以其共同的即企业的价值观凝聚包括投资人、经理人和职工在内的相关群体，形成共同的理想甚至共同的信仰追求，并将之付诸实现企业健康发展的全过程，这就是现代企业文化。文化一个组织、群体的灵魂，用现代文化培育的企业即现代企业，必须充满生机而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第二，完善企业民主制度，落实职工参加管理的权利。
　　　实施民主管理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代工业社会创立的股份制公司企业组织形式，体现了资本民主的精神，人的民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现代企业制度必须颠覆资本崇拜的价值观，转而实现企业中所有人的民主，即实现投资人、经理人和职工（甚至包括如消费者、供应商、社区邻里等）对企业的共治，这样的共治就是现代企业民主制度。著名的美国“霍桑试验”，找到了突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即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二战以后的德国法律严格保障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我们国家不仅把职工参加管理视为企业调动职工劳动热情的一种管理方法，更是从保障人权、尊重劳动的道德高度和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高度以法律制度确立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针，依靠职工办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作为实现国家治理基层民主的具体内容。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落实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各项权利。职工参加管理也既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体现，也是现代企业制度内涵的应有之义。
　　　第三，坚定国有企业自信，引领企业管理制度的方向。
　　国有企业自始就是我国经济制度的中流砥柱，对共和国的贡献和作用有目共睹。近年来一些人对国有企业进大肆行攻击，甚至扬言国有企业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只要存在国有企业就没有市场的公平，等等。毋庸置疑，国有企业的管理存在着一些问题，也面临一些新挑战。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才必须坚持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要求。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有理由必须坚定国有企业的自信。历史上，我们国有企业也曾经创造出了被世界公认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之优秀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结合在一起共谋企业发展。这个管理制度正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精髓，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都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着这种管理制度的思想。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环境中培育出来最有勤劳、智慧和奉献精神的高素质员工（《时代周刊》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以中国工人为封面赞誉其勤劳），这就是我们坚定国有企业自信源泉。这次经济危机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是资本崇拜的社会制度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环境是我们坚定国有企业自信基础。纵观全球经济，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必须从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中汲取营养，继承和发展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管理的先进思想，一方面要具有全球视野，结合国有企业的实际学习和借鉴各国企业成功的经验和方法，还必须解放思想即要避免妄自菲薄和盲目崇拜而囿于市场经济体企业模式。在企业全球化重组的进程中，我们国有企业必须坚定自信，有勇气探究企业的本质和管理的规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按照“管理科学”的要求，引领企业管理的潮流。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国有企业必将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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